随园女弟子四十来人，基本上都出身于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并嫁给步入仕途的文士（未入仕途的亦是秀才），多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但其中亦不乏大家之女与贫者之妇，分别属于社会的上层与社会的底层。尽管二者社会地位有天渊之别，但又同为随园女弟子，由此可见袁枚确实“佛法门墙真广大”（王梦楼语），有教无类。大家之女要推钱孟钿，贫者之妇则为汪玉轸。由于经济地位、家学渊源、文化教育与生活遭际的不同，亦决定了二人创作题材、诗歌体裁以及艺术风格的方面的差异，从而显示出作为性灵派之“偏师”的随园女弟子诗歌创作的多样性。因此，把钱孟钿与汪玉轸放在一篇文章里探讨对照，还是有其意义的。 一、大家之女钱孟钿 钱孟钿字冠之，号浣青，江苏武进人，生于乾隆四年(1739)，卒于嘉庆十一年(1806)，春秋六十八。其父钱维城字茶山，号稼轩，谥文敏，以诗画名，乾隆十年(1745)状元，官至刑部尚书。浣青是名符其实的大家之女。其夫崔龙见进士出身，曾任巡道等职，亦负才名，故袁枚题浣青夫人诗集有“嫁得才人苏伯玉”之句。（《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五引）无论婚前还是婚后，浣青家境均甚佳。吴文溥《南野堂笔记》记其“幼读书，涉览不忘，尚书为授《史记》、《通鉴记事本末》，遂能淹通故事；又授以《香山诗》一编，曰：此殊不难。试为之，清言霏霏，如写露珠，冥搜悬解，已足方驾元和也”。浣青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史学与诗学的根底。这是幼年贫困的汪玉轸所无法比拟的。浣青因居京师，故无缘参加西湖女弟子诗会，但会后曾题诗赞袁枚“玉局才华世所稀”，并抱憾自己“春风远隔苍山外，问字无因到绛帐”。（《续同人集·闺秀类》）浣青父与袁枚有同年之谊，她与袁枚关系亦自不疏。乾降庚申五年(1740)袁枚乘舟北上，稼轩南归，见其手抱幼女，才周岁，即浣青也。四十八年后袁枚在杭州见到浣青夫人，犹谈及此事。（见《随园诗话》卷五）袁枚于《随园诗话》中选录浣青佳作多首，并有《题浣青夫人诗册》诗五首，赞其“绝妙金闺咏絮才，一生诗骨是花栽”，“天为佳人常破例，清才浓福两无妨”。显然，袁枚对浣青其人其诗都颇欣赏。顾远芗《随园诗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将之列为随园女弟子是理所当然的。 浣青才高而好学，尤爱读随园诗。袁枚尝记云：“严侍读从长安（按：指代北京）归，（浣青）夫人厚赠之。严问：至江南，带何物奉酬？曰：无他求，只望寄袁太史诗集一部。……有《浣青集》行世。其号浣青者，欲兼浣花、青莲而一之也。”（《随园诗话》卷五）由其号看，目标对准杜甫、李白，志向甚高，亦颇自信，有大丈夫气概，确实，“风裁不似女儿家”（《题浣青夫人诗册》）。另外，浣青“性至孝，尝剪臂肉疗尚书疾，创几殆，幸而获全”（《南野堂笔记》）。此事亦可见其性格之坚强。赵怀玉《崔恭人钱氏权厝志》（见《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五）还记其随夫驻守顺庆、荆州时，分别有“山东啯匪”与“白莲贼”（按：此乃对农民义军之污蔑，自不足为训。）袭郡城，而崔氏都有公务外出，情况紧急，但浣青夫人竟指挥若定，智却来犯者，真乃“临危不乱，动合机宜，无论巾帼之所难能，即士大夫当之，或不敢自信”。浣青胆识能力之过人，反映其性格中阳刚的一面。 “钱孟钿夫人刊有《浣青诗钞》八卷、续一卷，传本已少”（金武祥《粟香五笔》）。今《国朝闺阁诗钞》（道光二十四年刻本）有《浣青诗草》一卷十三首，《国朝闺秀正始集》（道光十一年红香馆刊本）存诗九首，其中《汉通天台铜人歌》互见，《清诗纪事·列女卷》从笔记、诗话中辑出三首，《春雪》亦互见，凡二十三首。本文即据所见诗探讨浣青创作的特点。 浣青自幼读史，“淹通故事”，具有一定史识，又曾赴秦、蜀之地，亲临古迹，颇多怀古咏史之什。这些诗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判，并寄寓个人性情，对于女诗人来说是颇为不易的。随园第一女弟子席佩兰亦不乏怀古咏史之作，但多用近体；浣青则多用古体。袁枚说：“闺秀少工七古者，近惟浣青、碧梧两夫人耳。”（《随园诗话》卷十）浣青长于古体与其学力及性格中之阳刚一面密切相联。这点不可忽视。其怀古名篇有五古《始皇冢》、七古《汉通天台铜人歌》等，分别咏秦始皇、汉武帝。秦皇汉武其功过，后人代有评论，或褒或贬，角度不一。袁枚亦有《秦始皇陵》、《和葑亭舍人司马相如诗》，对“千古一帝”之秦皇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均采取批判的角度抒写。浣青对这二位名君同样是抨击其千古之罪，显示出批判的深度。《始皇冢》以秦始皇陵为中心，既写其今日之荒凉，更联系秦皇之暴政酷刑，嘲讽其造陵过程的劳民伤财，最后归结到秦朝的灭亡。如开头四句点出始皇冢：“骊山高复高，落日霾荒台。西风吹白道，下见幽宫开。”始皇冢位于陕西临潼东骊山北麓，高七十六米，周长二千米，巍峨而有气势，但在诗人笔下乃是一派荒芜肃杀景象，这就是千古一帝的结局，全诗即此定下讥讽的感情基调。然后笔锋一转，指向墓主生前之罪：“秦政昔乱纪，刑杀如雷霆。”尽管秦皇亦有其“鲸吞六国尽”之威势，但诗人又讽刺道：“寄言镐池君，英武安在哉！”接下再回笔描绘造墓情景：“千人竞讴唱，运石清渭隈。筑之崇三坟，下锢泉水来。黄金作天地，日月为樽罍。银海停不留，人膏灿无灰。飞蚕三十箔，一一红玫瑰。知埋几皓齿，何论万匠哀？”诗人笔蘸愤慨之情，形象地写出了造墓工程之穷奢极欲，杀戮生灵，笔触有力，如同声讨。就是这样一个帝王，终于“虎视敛寸坏”，“难买青阳回”，难逃人生的法则，而且“坐使天下倾，何待长城摧！楚炬与牧火，两赭无遗煨”，其建立的王朝亦倾覆。更妙在结尾两句：“徒闻古丈夫，霞举登蓬莱。”棉里裹针，表面写秦皇生前曾求仙觅药而登临丹崖山蓬莱阁，但再与诗开头陵墓凄凉之景相对照，其讽刺可谓深矣，真乃春秋笔法。全诗三十六句，结构回旋跌宕，含意层层递转，笔力遒劲，不类闺阁。但其怀古诗少发议论，只点到为止，主要还是以形象的描绘、简炼的记事与真诚的抒情相结合，来表现诗人的思想。这大概又是女子怀古诗的一个特点。诗人对暴君秦始皇的抨击，正寄寓了她对圣主明君的向往，有其现实意义。七古《汉通天台铜人歌》乃咏通天台仙人事：汉武帝为求长生不老，于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故甘泉宫造通天台，“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铜仙人高二十丈，大十围。（参见《三辅黄图》、《汉书·武帝纪》等）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了汉朝国力的象征。但诗人笔下之铜人并未给汉武帝带来好运，最后结果仍是：“凄凄茂陵月，玉盘埋苔碧。”更可悲的是：“当涂代汉逾百年，铜人之泪流作铅。移经灞水亦伤别，回头立尽关东烟。”据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载：“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上引四句正是写这个典实，其中第二句则化用了李贺诗“忆君清泪如铅水”之句。诗意是指魏代汉，仙人成了汉代衰亡的见证人，是汉武帝生前作梦亦想不到的。历史有其自身的兴衰进程，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仙人亦只能“泪流作铅”而已。诗最后乃感叹道：“君不见古今兴废皆陈迹，金石有情悲过客，化为铜驼卧荆棘！”末句用《晋书·索靖传》典：“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铜驼荆棘指变乱后的残破景象。诗人由铜人之命运升华出古今兴废的历史规律，作为国力强盛象征的铜人最终亦会变成国家衰亡之物的铜驼，其意蕴可以说比李贺诗要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