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虽然学术界今天都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作为王国维的观点来引用，但追根寻源，这一命题并不是王国维的创见。它的思想已包含在元代虞集的如下议论中：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①是不是还有更早的人发表类似意见，我也不清楚。至少可以肯定，到元代，人们对文学样式递兴的认识已包含了王国维语的基本思想。这种见解是建立在丰富的文学史事实尤其是多种文学样式的嬗变上的，所以不太容易在叙事文学尚未发达的唐代之前产生。而到元明以后，文学代兴之迹斑斑俱在，它就成为人人能言的常谈了。明代叶子奇《草木子·谈薮篇》云： 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又王思任《唐诗纪事序》云： 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②陈宏绪《寒夜录》引明末卓人月云： 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红怨》、《打枣杆》、《银铰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清初李渔《名词选胜序》云： 文章者，心之花也。花之种类不一，而其盛也亦各以时。时即运也，桃李之运在春，芙蕖之运在夏，梅菊之运在秋冬。文之为运也亦然，经莫盛于上古，是上古为六经之运；史莫盛于汉，是汉为史之运；诗莫盛于唐，是唐为诗之运；曲莫盛于元，是元为曲之运。运行至斯，而斯文遂盛。③ 又顾彩《清涛词序》云：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擅长之著作，如木火金水之递旺，于四序不可得兼也。古文莫盛于汉，骈俪莫盛于普，诗律莫盛于唐，词莫盛于宋，曲莫盛于元。昌黎所谓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者，其是之谓乎！④ 又焦循《易余籥录》云： 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元曲、明人八股，都是一代之所胜。 观诸家所论，虽然涉及范围不一样，于各时代所标举的代表艺术也有出入，但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却是相同的。这种代兴论观点虽较文以代降的退化论观点为进步，但它却面临着解释原因的困难。退化论陈述原因很简单，它有一个崇古的前提。六经至尊至上，文体去古愈远愈卑。⑤而代兴论却必须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学（或艺术、思想）形态的繁荣兴盛作出合理的解释。 古代解释文学繁荣原因，影响最大的是人主提倡说。刘勰论汉末五言诗的兴起，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文心雕龙·时序》）在他看来，建安五言诗的繁荣应归结为曹氏父子的提倡，不过由于他这段文字并未明确作这样的判断，而只是介绍事实，倒也未招致后人的非议。至于唐以诗取士而诗盛，自宋人发此论，后人多有异议⑥，李渔在《名词选胜序》中也曾驳斥这种观点，他说：“不知者曰，唐以诗抡才而诗工，宋以文衡士而文胜，元以曲制举而曲精，夫元实未尝以曲制举，是皆妄言妄听者耳。夫果如是，则三代以上未闻以作经举士，两汉之朝不见以编史制科，胡亦油然勃然，自为兴起而莫之禁也？文运之气数验于此矣”。这种运数之说并非笠翁独创，明代袁中道已有“文章关乎世运”⑦之论，后来清代叶燮、纪昀均再三申说此意。然而论文归乎气运，则堕于不可知论，等于什么也没说。相比之下，王奕清《历代词话》所引《词统序略》的议论还切实一点： 周东迁，三百篇音节始废，至汉而乐府出。乐府不能代民风，而歌谣出。六朝至唐，乐府又不胜诘屈，而近体出。五代至宋，近体又不胜方板，而诗余出。……是不独天资之高下，学力之浅深更殊，要亦气运人心有日新而不能已者。⑧ 他把历代文体的代兴看作是文体本身生命力盛衰的结果，这一点与现代文学史理论有相通之处。雅各布森就认为，文学史是一个已形成的体系，在其中的任何特定阶段，总有某些形式和体裁占“主导地位”，而其他一些形式和体裁则处于从属地位，文学史乃是因这个等级制的体系内的变化而发展的。例如先前一个主导性的形式变为从属性的，或者从属性的变为主导性的。这个过程的动力便是疏远化：倘若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已变得僵化而又“难以辨识”—一比如它的某些手法已为诸如通俗的新闻体这类“亚体裁”所采纳，从而模糊了它与这类作品的差异—一于是一种先前占从属地位的形式便出来“疏远”这种局面⑨。这种解释虽然阐明了旧形式必然要为新形式所取代的道理，却并未说明之所以是由这种形式而不是其它形式取代的理由。应该说，某种文体的繁荣原因在古代并没被认真地思考，古人更多地只是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一个事实。咸丰年间，侯官李家瑞在《停云阁诗话》里说： 文章与世代转移，风骚变汉魏，汉魏变六朝，六朝再变为近体，近体又变为词曲，此亦不得不尔之势也。词曲之后无可再变，后之锦心绣口者，欲另创体格自成一家言，不知又当何许花样耳。⑩此论后为海澄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所传述，可以说是古典文论中对文体代兴问题最通达的见识。近代王国维虽明确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只限于“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他体以自解脱”（《人间词话》），这并未超出古人的范围。所以要说真正开始对文学繁荣问题进行认真研究还是在1949年以后，尤其是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