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是台湾参加的最重要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自1991年加入以来，台湾希望通过在APEC中的积极活动，因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提升台湾经济的竞争力，并借此舞台来推广“台湾经验”，增加其国际能见度。因此，了解台湾参与APEC的背景，分析其在APEC中的策略特征，有助于我们对台湾参与APEC活动的效应作出全面、客观的评判。 一、背景 面对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浪潮，作为一个与国际市场有密切关联的经济体，台湾也在积极寻求因应之道。1989年底成立的APEC，为台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台湾在充分体认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后，积极参加APEC的经济合作，希望达成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充分利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优势；二是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社会活动，塑造台湾的“主权国家”形象，增强其国际地位。 1.经济层面的目的 在经济上，亚太地区是近年经济成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区域内经济互动十分频繁。台湾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也在逐年提升。参加APEC，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对台湾这样一个贸易依存度极高的经济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APEC框架下，亚太各国的能源、市场、技术等，都可以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故台湾对于参加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一直抱有积极的姿态，（注：1970年，台湾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PBEC,1967年成立），1984年PBCE第十七届温哥华年会中成为正式会员。通过在PBEC的活动，台湾积极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和空间。1981年，台湾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PECC,1980年成立）第二届年会，并于1986年11月第五届PECC大会中成为正式会员。）希望以此实现如下目标： (1)协助台湾经济转型、开拓国际市场。80年代末期，台湾经济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压力。同时，台湾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美国、出口导向政策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挠等因素，都制约着台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入APEC，台湾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台湾经济的转型。 (2)把握全球化、区域化趋势，建立良好对外经济合作关系，实现台湾经济安全，提升台湾经济竞争力。世界经济的整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台湾的经济发展政策，必须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框架下，寻求恰当的定位。参与APEC不仅可以掌握亚太经济发展的相关资讯，更能因APEC对全球化、区域化问题的探讨与研析，了解全球经济发展动态，提升台湾经济发展政策之实用性及前瞻性。同时，考虑到台湾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弱势地位和经济优势的落差，台湾一直把参与APEC、实现区域合作，加强与其它经济体之间的关联，提升相互之间的依存度，作为达成台湾经济安全政策目标的途径之一。 (3)传播台湾经验。通过APEC自由化、便捷化以及经济与技术合作工作，分享台湾在金融管理、资讯科技、中小企业与农业等领域的特有经验，以达成经济成长，建立亚太社区，并以贸易与经济合作达成各国经济的公平和均衡发展，逐渐提升台湾在亚太及世界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注：http://www.apecsec.org.sg/97brochure/97brochure.html） (4)利用APEC部长会议双边会谈时机，促使各会员体帮助台湾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2.外交层面的意涵 在1971年被迫退出联合国之后，台湾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加入不同层级的国际组织。APEC作为台湾加入的一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台湾对APEC的活动非常关注，也是其“务实外交”的重点。 (1)参与国际社会的重要信道。为了证明“台湾存在的事实”，参加国际组织、参与国际社会活动便是最好的途径。在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内容的APEC，拥有一定经济优势的台湾虽然无法参加APEC的各国首脑峰会，但是与其它各国建立以经济合作为主轴的实质性关系，与和台湾无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双边会谈建立沟通渠道，以及与各成员体政府官员、企业家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等，都颇能凸显台湾存在的事实。由此，台湾可以维持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认知与政策。（注：李登辉：《台湾的主张》，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第125～126页。） (2)拓展民间外交的空间。由于在参加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方面遭遇阻力，台湾重视以民间社团、学术组织和企业协会等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APEC成员以“经济体”(economy)为单位，而非“主权国家”；在决策程序中，APEC具有共识、自愿性与非约束力的特点；在活动中，APEC以经济技术合作、贸易自由化及投资自由化为三大支柱。这样的特点，契合了台湾“经济外交”、“民间外交”的优势，也成为台湾积极参与APEC活动的源由。 (3)成为两岸交流、交锋的又一舞台。在1991年APEC全体部长的共同记者招待会上，萧万长强调：APEC会议是两岸良性互动的开始。（注：参见丁永康：“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探讨”，《问题与研究》第31卷1期1992年1月，第14～30页。）但是，两岸在APEC的互动，并非都是良性的，有交流，也有冲突。 一方面，两岸在APEC框架下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在2001年，大陆作为APEC年会的东道主，有贸易、中小企业、海关、财政等专业部长会议及资深官员会议等轮流在大陆举行。台湾参与APEC的各代表团与大陆及其它会员体资深官员进行双边会谈。（注：田弘茂：《外交施政报告》，2001年3月12日（立法院第四届第五会期），参见http://www.mofa.gov.tw/newmofa/mofa900312.htm。）大量台湾方面官员、企业家和学者，通过与大陆的交流，建立了两岸对等部门的联系渠道，促进了两岸交流的深化。另一方面，台湾也利用APEC的舞台，对两岸关系的现状进行挑战，希冀借此来宣示台湾的“主权国家”地位，扩大台湾的影响。从1993年江丙坤在西雅图会议提出“阶段性两个中国”的观点，到李登辉、陈水扁一再要求参加APEC的领袖峰会，直至2001年拒绝参加APEC峰会，台湾极力借此在国际社会亮相的机会，证明台湾存在的事实，凸显台湾的“国格、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