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原因一直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活题。或许人们还记得，在80年代后期国内讨论“新权威主义”的热潮中，有些学者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中得出一种结论：后发国家或地区搞现代化，只要有一个政治控制得力的强硬政府或者政治强人（新权威），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成功就有了保证。这种在当时相当流行的观点，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市场。笔者认为，从台湾和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要在威权政体下达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具备一些结构性前提条件，包括经济和政治的结构分离、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允许民间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和保护私人所有权、知识阶层活动的独立性、文官系统的“非政治化”或专业化等。当然，这也就留下了威权政体转型的缺口。 去年笔者在台湾考察期间，接触到不少资料，也有一些实地观察和访谈。感觉许多内容揭示了台湾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奥秘，愿在此与读者分享。 一、市场经济导向 出于迅速摆脱落后地位的迫切愿望，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大都采取了超经济的或非市场的手段发展经济。而东亚威权国家和地区则采行了一种“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或计划式市场经济模式。其特点是，政府干预、介入市场，甚至暂时部分替代市场，但这种干预是围绕市场经济展开的，是“遵循市场”的，目的是培植市场经济，促进市场体系的发展和成长。 台湾的经济体制鲜明地体现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特色。当局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介入市场活动，通过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并适时调整、制订经济计划并组织有效实施，发挥了强大的经济职能，引导和推动了市场的发育和走向成熟。50年代时任“外贸会”主委的尹仲容称此为“计划式的自由经济”。这是一种“市场理性”的体现。时任“经合会”副主任的李国鼎时“市场理性”的注解是，“牢固、强大的官僚政治和中央集权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目的就是“帮助经济的各种部分首先站起来，然后学会走路，再放手让他们自己走。”此种“市场理性”主要体现在扶植民间私人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上。 50年代初，国民党为了顺利推行土地改革，把公营的四大公司的股票补偿给地主，为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契机。土改后，辜振甫等人以开放民营的四大公司为基础，并大量收购中小地主们低价转让的股票，在进口替代的有利环境中，成为工业巨头。而美国恢复对台经援后，也多次向国民党提出发展民营企业的要求。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当局及其财经官僚对发展民营企业持了一种积极的态度。不过，对于发展民营企业的办法，台湾财经技术官僚层最欣赏的并不是美国放任企业在市场中沉浮的政策，而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济政策。尹仲容就多次赞扬明治模式中“政府筹集资金，举办公用事业与新兴工业，再以最低廉的价格转移民营”的做法，并直接加以仿效借用。李国鼎后来在总结台湾民营企业成长的经验时说：“事实上，政府过去曾担任民营企业的代管人、新事业的创办人，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及冒最大的风险提供企业所需的贷款。” 政府当局在民营企业发展之初所起的“企业家”、“银行家”、“代管人”等作用，在50年代体现得十分鲜明。其具体做法是，首先，由政府确定一定时期优先发展的工业项目，一旦被选为重点工业，无论在研究开发、银行融资或是租税减免，都能比其它工业得到更优惠的待遇。当然，政府奖励的是一种工业，而非某个特定的公司或企业，因此各企业之间仍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其次，政府有关经济机构先对台湾的进出口贸易结构进行研究，找出消耗外汇多而岛内原料、设备、技术又有能力发展的产品，然后寻找私人企业来投资办厂，并在原料、技术、售价和申请美援等方面协助作出安排；如果找不到民间投资者，一般是先自行申请美援贷款，建立工厂，再找人收购；对于一时经营不善的民间企业，则予以接管经营，待整顿和恢复发展后，再交还给原私人经营。 从1953年起，尹仲容担任“经安会”工业委员会召集人，主持台湾工业发展。到1958年的5年中，工委会总共发展了近200个工业设厂计划。大部分计划都很成功，造就了一批民间企业和企业家。台湾纯碱业的发展和台塑集团的崛起，就是很好的例子。 1955年秋天，工委会拟定了一个纯碱厂的计划。当时台湾每年要花42万美元进口纯碱；如果有这个厂，“除了可以节省外汇，还可据此发展玻璃工业。适巧有一家民营的“东南碱业公司”计划在苏澳建厂，于是工委会便为它申请美援贷款，但“美援会”的顾问怀特公司不肯支持这项计划。他们认为纯碱的技术仍是商业机密，而且申请厂商的规模也太小。工委会转而与日本和德国接洽，最后终于从德国买到设备。不巧的是，由于汇率变动，东南碱业公司无力支付机器运费，尹仲容遂决定先准予结汇。几经周折，东南碱业公司开工生产。但是因成本过高，用户均以质量欠佳为由不肯采用，尤其是新竹玻璃公司，一再拒绝采用。尹仲容数次召集双方协商，要求新玻用东南的纯碱，并下令控制纯碱进口；但同时也规定东南碱业公司不得擅自抬高价格。台湾纯碱工业终于发展起来，省产纯碱后来自给自足，节省了可观的外汇。 当今台湾民营企业的龙头老大台塑集团的兴起，也颇为类似。50年代初，台湾塑料原料全赖进口。为替代进口，“公营企业”台湾碱业公司向美援会提出发展PVC（聚氯乙烯）塑料工业计划。计划批准之后，尹仲容和工委会主管化学工业的严演存主张交予民间经营。他们原来属意的是永丰余企业的何仪，但何仪到日、美考察市场后，发现PVC国际价格暴跌，回来后不愿承办。尹仲容认为美援资金好不容易争取到，不做的话太可惜，就请台湾银行查看何人在台银存款最多，结果他们发现，一个叫王永庆的米商在嘉义分行有800万元存款。于是尹、严便邀王永庆投资。王原来想申请做轮胎，未荻准，于是就承接了何仪放弃的投资案。开始他与赵廷箴一起经营，不久之后又决定独资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