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从经济范畴来审视，深圳经济形成了两个鲜明的板块：一块是由“移民”创造的都市经济；另一块是村镇形成的农村经济。与前一板块经济相比，后一板块较多地受到历史重负的牵制，带来了社会经济转型的不彻底性，造成了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本文就是要揭示深圳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并指明深圳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一、深圳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三靠经济 深圳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不仅反映在深圳内部都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差别上，而且反映在深圳农村与其它先进农村地区的差别上。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沿海地区，中国农村经济的工业化道路出现了三个典型，即苏南、温州和珠江模式。深圳农村的工业化道路与珠江模式属于同类，但由于香港因素在深圳表现得尤其强烈，两者又有程度上的差异。与珠江模式相比，我们的农村经济离开了外商的拐棍就无以站立；与苏南的乡镇企业相比，深圳农村缺少自营的企业；与以私有经济为特色的温州农村相比，我们缺乏自有的企业。深圳农村经济问题的要害就是没有形成一个自有、自主、自营的经济，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三靠经济”，即村民依靠集体，集体依靠“三来一补”，“三来一补”依靠外商。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依赖型经济。时至今日，深圳农村经济与其它一些经济活跃的地区相比，已经显露出后劲不足的症状。 1.“三来一补”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已经减弱。 “三来一补”曾经被视为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的捷径。但是，有利必有弊，在运作了20年之后，“三来一补”潜在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一是“三来一补”企业的自主权和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三来一补”就会感冒咳嗽。二是这种经济导致深圳农村经济与周边地区的竞争并非产品的竞争，而是争夺外商的竞争。这种争夺往往通过压低租金来实现，因此，很容易变成恶性竞争。随着周边经济的开放和土地供应的增加，深圳农村的竞争力显得十分脆弱，边际效益正在下降。三是土地的开发利用终有极限，当土地的利用密度已经饱和时，深圳农村经济将失去经济增长点。四是“三来一补”产业关联度低，聚合质量差，没有形成产业链条。它使农村经济与都市经济之间、农村经济内部之间的产业结构长期处于无序和散离的状态，无法实现互动和联动。五是“三来一补”企业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污染较为严重，给镇村的生态环境、村民的身体健康都带来了损害，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深圳农村虽然实现了非农化，但却没有能力迈进工业化的大厦。 从表面上看，深圳的农村经济似乎已经出现了类似工业化的繁荣。1999年，龙岗区工业增加值达到91.2亿元，占国内总产值的61.9%，工业出口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4.4%。但是，创造这些数字，主要是“三来一补”企业和外资企业。深圳农村经济的依赖性结构，使其很难走上一条健康的、自有工业化和自有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由于外商控制着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三来一补”企业产生不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培育不出独立自主的企业家群体，更无法形成拥有自主品牌的专业市场。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非农化与工业化本应当是社会经济转型中合二为一的过程，而在“三靠经济”模式中被分离成两个阶段。一方面，深圳农村已经完成了非农化过程，摆脱了自然经济，第一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降至5%以下；另一方面，它在工业化这个历史课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迈不开步。 目前，深圳全市村镇集体企业约在1200～1300家左右，真正从事实业的极少，大部分依靠物业出租。在这个经营模式中，深圳农村已出现资源闲置与资源缺少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大量的厂房、宿舍闲置，另一方面是各村仍把注意力放在建厂房上，使得一些村镇的土地由于过度开发而耗竭已尽。这种背反的现象说明，深圳的农村经济如果仍然停留在80年代形成的开发模式中，很难有所作为。 3.深圳农村至今缺乏一个健全的市场竞争主体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农村普遍成立了股份公司。这些公司在股份的设置上略有区别，有的是由行政村或村民小组单一的集体财产组建的公司，有的是在集体所有财产折股的基础上募集部分村民的资金而组建的公司。究其性质，这些企业都带有行政、福利的性质，表现为村委会和企业经营班子合为一本，分红人人有份。这个企业制度能够出现和长期存在，一是因为它挂着公有制的招牌，容易被渐进式的改革所接受；二是因为它保护了当地户的既得利益，在“一人一票”制的议事方式中容易被通过。实际上，深圳农村股份合作公司只是所有制改革中的一个过渡形式。这种企业制度仍旧存在产权不清晰、责权利脱节以及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等问题。它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种集体所有制另一个侧面的问题，即一个坐享其成的分配制度往往要借助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来实现，而所谓的集体经济实际上成为这种行为的庇护所。从这个侧面看，留恋集体经济并非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表现，它可能是抑制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