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部省共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办的“2001中国经济特区论坛：WTO与特区发展”学术研讨会于去年12月15-16日在深圳大学举行。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武汉、西安、广州和5个经济特区的150位理论界和政界代表参会。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博士生导师刘鸿儒教授，教育部社政司阚延河副司长，中共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副局长，中国社科院王振中教授以及国内一些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入选论文50多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教授专门发来书面讲话。会议就入世后经济特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WTO背景下经济特区的“特”与“不特”、经济特区的地位、定位与发展战略选择以及近期经济特区需要寻求的突破等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入世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梦奎教授在会议论文中指出，入世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建立与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接轨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除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包括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的体制文明或制度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是这种体制文明或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入世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在论文中提出，入世后我国在金融业、加工业、农业等领域面临的竞争，归根到底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竞争。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曹龙骐教授认为，入世意味着我国必须按WTO规则办事，这对我国仍处于“双轨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最大的冲击。但它同时也给我们以契机和动力。中国入世，最大的挑战应是现行体制以及依存于这种体制的政府职能和传统理念。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苏东斌教授指出，中国入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产物，又是改革开放的主观要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世贸将在分享收益的同时也迎接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加入世贸，对中国经济提出两大要求：第一是深化改革，使其尽快符合国际惯例；第二是全面调整经济结构，使其早日完成产业升级。厦门大学张亦春教授认为，我国各地区的可开放度将被置于平等的地位，经济特区将失去其开放“窗口”的政治定位。可以说，在WTO规则付诸实施后，政治层面上的经济特区将不复存在，“经济特区”这一称呼也将逐渐成为历史名词。特区不特成为大势所趋，这使经济特区的继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在开放度大增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又必然会涌现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上海浦东新区宣传部胡建平副部长说，中国入世以后，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文化发展的环境也必然发生变化：外资进入中国文化产业的力度逐渐加大，国内文化产业的竞争主体更趋多元化。应抓住新的机遇，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提升浦东新区综合实力。珠海经济特区卓观豪认为，中国入世为珠海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刘桂平认为，入世后中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制度和规则，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将增加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的选择范围，有利于改善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结构和资产结构；增加国外资金的进入渠道，为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增加新的融资渠道，有利于缓解国有商业银行担负的巨大资金需求压力；引入新的竞争力量，有利于推动中国银行业素质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服务现代化进程。深圳大学袁易明博士提出，作为参与生产力国际分工极为重要的方式，加工贸易一直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成为深圳和其他沿海率先开放区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建设外向型经济的主要途径。目前深圳等地区的加工贸易发展不能适应加入WTO后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深圳加工贸易发展的理性选择在于：将深圳整个特区设立为自由加工区，实现深港经济的一体化，通过两地的深度合作，推进加工贸易发展。 二、入世后中国经济特区应该继续“特”下去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教授说，以入世为理由来否认出口加工区有法律依据的看法都不可取、也是有害的。入世后，我国的经济特区面临极大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特区的窗口功能没有消失，经济特区在体制创新方面应做出更大努力，取得更大进展。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文彰研究员提出，经济特区是中国最早引进或者实践WTO规则的地区，它与WTO不冲突，不矛盾，入世不要求取消经济特区。在我国入世的背景下，应该继续让特区特下去，“特”的含义就是让经济特区快于和早于其他地区实现自由投资和自由贸易，快于和早于其他地区走完入世的过渡期。 三、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入世后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 苏东斌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特区的新使命是从“中国”经济特区走向“世界”经济特区。中央有必要实行大的战略，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种“以开放促改革”大战略的实施，首先应把若干个“中国”经济特区建成“世界”经济特区，即自由贸易区。由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自由贸易的关键因素是发展中国家能在何种程度上早日实行零关税政策；由于越小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越能更快促进双边与我边国家之间贸易自由化总进程，所以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完全有必要。暨南大学封小云教授提出了把经济特区办成自由贸易区的3个层次：其一是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把WTO框架下的中国经济特区与港澳台的“一国四席”推向大中国经济区，其二是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为2010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作准备，其三是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推动APEC政策的落实与向更大区域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莫世祥教授认为，港、深、澳、珠江口特区四城应该及时抓住建立内地与港澳自由贸易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好机遇，尽快开展四城协商，争取首先在全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运作机制，以便为循序渐进地建立珠江三角洲，乃至祖国内地与港澳的自由贸易区、实现中国经济一体化而探路引航。 四、入世后中国经济特区改革需要实现新的突破 汕头大学方宁生教授指出，全力打造国际城市是入世后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的主流战略取向。特区的发展，不仅要从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考虑，而且应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刘鸿儒教授指出，经济特区在几个方面必须要有突破：(1)转变政府职能，彻底解决审批经济问题。政府职能必须尽快转化，回到应该干什么的位置上去；(2)法律环境。这包括立法、执法和法制观念；(3)人才管理制度。人才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的问题——国际接轨和中国特色问题。入世，我们一方面强调国际惯例，强调与国际接轨，强调规范化；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依靠规范化（究竟是靠美国做法，英国做法还是德国做法）来解决具体问题，现在应该解决的问题是“衔接点”如何突破，“关键性环节”如何突破。现行的人才管理制度要有所改革。入世后，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人才肯定要加倍外流。而我们的人才管理制度是不适应WTO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待遇，我们的人事，我们的薪酬，我们的人事管理制度再这么搞下去，这个就太危险了。”特区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一方面要先走一步，而且特区也有条件，尤其是深圳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