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门经济的成长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起步,70—80年代以较高速 度 增长的黄金时期,今天正处于跟随世界新经济潮流寻求新的发展的历史时刻。澳门长期的经 济增长的量变并没有转化为突破性发展的质变的飞跃,适时地完成经济的转型。相反从1996 年以来,经济出现了连续4年的负增长,这是令人深思的。表一的数字就是这样提出问题。 表一 1983—1999年澳门人口及本地生产总值(GDP)的年变化率 同上一年比较% 按不变价格(1996年=100)统计的GDP 年份人口* 总值 人均值* 19835.7 10.0 4.04 19845.48.5 2.91 19852.10.7 -1.30 19862.26.7 4.40 19873.6 14.3 10.28 19883.07.8 4.83 19893.05.0 1.05 19903.08.0 4.80 19915.03.7 -1.25 19925.5 13.3 7.42 19933.85.2 1.31 19943.04.3 1.12 19953.23.3 0.13 1982-1995 年均增长3.77.0 3.06 19961.5 -0.4 -1.89 19970.8 -0.3 -1.00 19981.7 -4.6 -6.33 19992.6** -2.9 -5.39 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本地生产总值估计修正》(1982-1998年)《澳门资料》(2000 年)*根据上述有关资料计算**以当年12月31日的人口计算 澳门政府从1982年起开始逐年公布本地生产总值(GDP)的估计数,期间亦多次进行修正。表 一 所见,从1982—1995年的13年间GDP的实质年增长速度,除了1985年等级个别的年分外,都 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最高一年(1987年)达到14.3%,平均增长率7%。然而,按人口平均计算 的实质年增长率却并不稳定,6年在2%以下,其中还有两年(1985及1991年)是负增长,原因 是当年人口的增长率高于GDP的实质增长率。这些,都说明澳门经济即使处于较高增长的阶 段,基础是不坚实的。至于1996年及以后连续出现4年的负增长,由不景气进而陷入危机, 更凸显了澳门经济增长的基础的不稳固性以及深层存在的问题。澳门经济要恢复和保持增长 势头达到新的发展,必须从深层找出原因,尤其是找出障碍发展的“瓶颈”,对症下药才能 实现新的突破。 以一国/地区的经济而论,其增长速度的快与慢,发展程度的高与低,是其经济成长过程的 一种现象。环顾今天的世界,回顾过去的历史,从横向比较,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快 慢,发展的高低,是不相同甚至大不一样:从纵向比较,即使是同一国家/地区,在不同时 期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快慢高低的表现也不相同甚至截然两样。 因此,对于澳门经济经历了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衰败的现象,也必须作深层的分析。 (二) 长期以来,人们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作为独立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在分析经济增长的要 素时,都立论于生产三要素,即土地、资本与劳力。例如,亚当·斯密就认为,劳动、资本 和土地决定一国的总产出。他进一步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财富的增长,第一靠劳动的 效率,或者说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主要靠分工,原因是分工有利于工人提高技 术和便于改良工具及发明机器。到了今天,无论是增长经济学家还是发展经济学家,在分析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要素时,除了从不同角度引伸、扩大和补充“三要素”学说,还强调政治 、文化、社会、经济环境的作用。例如,将土地要素扩大为自然资源或称自然条件,包括土 地(土壤、地形、矿藏、水源、森林等),气候和地理位置;将劳动要素引伸为人口、科技及 专业化;将资本要素扩大为资本积累、资本集中(生产规模)及资本配置(产业结构),再加上 一个投资的社会环境。因此,归纳为六大要素:1.自然要素;2.人口;3.资本;4.产业结构 、生产规模与专业化;5.技术进步;6.社会环境,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 与社会思想意义。可见,随着西方经济的长进,经济学视野的不断扩大,认为经济的增长与 发展不只是受制于纯经济因素,同样还受制于非经济因素,这是一个经济及社会等诸多因素 相互交叉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因此,对经济必须进行跨学科的分析研究。例如,因研究经济 增长有重大贡献而获得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simon S mith)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 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 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注:库兹涅茨《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和反映》。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 务印书馆1981年,第21页。引自王慎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