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后香港经济发展的轨迹 在香港内部泡沫经济破灭的同时，是外部竞争的加剧。中国内地的经济日趋对外开放，上 海、深圳、广州等城市的竞争力日趋提高。上海国际大都会的雏型初现，1999年上海《财富 》论坛的效应相当强，突然将新上海的现象展现在世界面前，香港猛然发现来自上海的竞争 不再遥不可及；2001年10月份召开的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进一步展示了上海的吸引力。在这 个过程中，大量台商和跨国公司大举进入长江三角洲地区，香港、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发 现自己的竞争力在流逝。 就是在珠江三角洲内部，香港也面临新的竞争。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40%，高 科技发展初具规模并已将香港远远抛在后面。同样，广州借九运会之机大大改善了道路等基 础设施，并将番禺等地并入广州市区统一规划，广州提出要在南沙建立物流中心和深水港 （而且准备与新加坡合作共同发展），其压力似乎更让北上的港人感到窒息。 可以说，在中国即将成功加入WTO和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和生 产基地的大局已定。在中国走向世界、拥抱全球化之际，原来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亚洲四 小龙大都面临困境，从汉城到台北、从香港到新加坡都面临边缘化的危险，它们必须在全球 化和与中国大陆的分工中寻找新的定位。 事实上，在整个东亚都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之时，香港确实有背靠祖国大陆的独特优 势，而且中央政府也倾向于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和WTO的框架下，尽可能照顾香港的利 益，特首的第五份施政报告中反复提到的开放内地到香港的旅游安排、开放内地专业人士到 香港工作，以至于两地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等，体现的正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整体发展和港 人利益的高度关切。也正因为要进一步把握祖国内地的庞大商机，香港需要加速与珠江三角 洲充分整合，形成合力走向世界。但是，粤港一体化的直接和短期后果，却是粤港两地生产 要素价格的趋同，香港的工资和楼价有可能继续下滑，从而给本来已经不振的内部需求增加 新的压力。这种可能，令特区政府在推行一体化过程中举步蹒跚。不过，每个香港居民都知 道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市场的力量难以抗拒，商家更深知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还是在深 圳河对岸，全社会的心理预期都是香港的要素价格还会下降，问题只是下降的幅度有多大， 以及如何承受这种冲击。现在看来，香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这次冲击，否则香港经济将难 以再生。 其实，上述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汇率贬值来解决。然而，香港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联系 汇率制度。应该说，联系汇率制度对于香港过去10多年的稳定繁荣功不可没。但在周边地区 货币大幅度贬值，香港成本过高、竞争力明显下降的条件下，1美元兑7.8港币似乎已属过高 。但是，调整多年不变的联系汇率却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动摇香港经济的根基。 香港经济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长期与短期矛盾的统一体，特区政府在取舍过程中，其政 策往往因投鼠忌器而难以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美国“9.11事件”的突然爆发，对香港经济更 无异于雪上加霜。本来，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已经收缩，而且收缩的力道在 今年下半年进一步加速，已经给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金融服务和整体经济增长带来了压力。 “9.11事件”及其后的阿富汗战争，给全球经济增添了不明朗性，美国经济的下滑已成定局，来 自美国的进口订单大幅度减少或延后执行，对香港的负面影响尤其巨大。从长远看，香港地 处美国全球化分工体系的节点之一，如果美国经济因为“9.11事件”而改变90年代以来的发 展轨迹（如美国加强和北美洲内部的生产协作、减少对于全球供应链的依赖），香港经济将面 临新的结构调整压力。 香港目前面临的政策困境 国际经济形势的逆转和东亚地区国际分工形势的改变，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崛起，给香 港未来路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以及长期以来信奉“积极 不干预”的市场至上策略，香港的总体经济政策却无法在短期内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基本落实，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未能落到实处。回归以 后，中央坚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基本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赢得 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但上述原则的后半部分难以落实。长期以来，香港并不是真正由现 在这批香港领导人（包括主要高级公务员）管治的，而是由伦敦作出重大决策。伦敦有长期的 研究和管治香港的队伍，并与香港各级公务员保持密切的互动（如原来公务员要向伦敦方面 汇报工作，每天回答各种询问往往需要大量时间），同时通过各种政治安排在香港编织了一 张严密的网，对香港进行有效管治。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北京没有继续对香港 保持长期而细致的研究，香港的公务员更无定期汇报制度，中央无法及时了解香港发展的最 新动态，主管香港事务的官员缺乏专业性和对香港工作的切身经验（这种经验，往往需要在 香港生活多年以上并能融入香港社会才能体会到），当然无从、也不必要给予香港政策性建 议。反过来看，缺乏自上而下的命令后，公务员在短期内也不会天然具备港人治港的实际能 力（香港政府内部缺乏政策研究机构，主管政策的高级公务员往往从行政系列出身，缺乏相 应的理论和知识基础，香港绝大部分教授又都是相信市场万能的纯学术型学者，其他一些民 间智囊机构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基本不具备政策研究、特别是战略研究的能力）。 因此，从实际情况看，从“英人治港”到“港人治港”有相当大的距离。当然，如果香港的 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逆转，中央政府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可以在不断摸索中完 善，但现在这种宽松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