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袭击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等美国政界领导人一方面严词谴责国际恐怖主义，同时发誓要在全球范围内打一场长期的反国际恐怖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布什总统又多次发表讲话，强调美国所要打击的是少数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而无意与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教为敌。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国际伊斯兰会议组织也匆忙发表声明，呼吁美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不要把矛头指向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教。这些表态都传达了一个共同的声音：必须用“区别对待”的态度来看待与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许多复杂问题。 应当承认，上述“区别对待”的原则是正确的和明智的，因为这次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显然不是国家行为，也很难设想以和平为主旨的伊斯兰教或伊斯兰世界会以暴力恐怖活动来对付美国。但举世同声谴责的国际恐怖主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有哪些不同于一般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国际恐怖主义为什么专门要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为袭击目标?国际恐怖主义真的与任何一种宗教或某一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倾向全然无关吗?对于诸如此类的许多疑问，人们会有各种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在“伊斯兰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广为流行的美国和西方大国的传媒舆论中，近20余年来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主流话语之一，就是经常把各种暴力恐怖活动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联系起来，视为对美国和西方安全与战略利益的巨大威胁。这方面的学术著作、调研报告和新闻报道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尽人皆知。因此，从学术角度深入思考和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彼此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作为一种宗教社会思潮，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最早兴起于18世纪，后来被立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国教”(state religion)的瓦哈比派教义是原教旨主义的早期形态。但瓦哈比派教义没有现代思想，而与现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所区别。现代原教旨主义兴起于20世纪，始建于1928年，颠峰时曾拥有百万信徒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目前世界上除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外，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几乎无不在思想上深深地受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世界各地原教旨主义派别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互相合作使原教旨主义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因而原教旨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泛伊斯兰主义，其联系纽带即共同的伊斯兰教价值观。但泛伊斯兰主义还有两种不同的国际体现，一个是拥有56个成员国的伊斯兰会议组织(The Islamic Conference)，另一个是以沙特阿拉伯为“盟主”的伊斯兰世界联盟(The Muslim World League)。前者是国际政治组织，后者是国际宗教组织。在国内与官方宗教团体相对立，在国际上与已有的国际伊斯兰组织分庭抗礼的事实表明，在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是一支分裂性的力量，尽管它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国际组织，但其国际联系极为密切。 何以会产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尽述。国内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抵制、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和非伊斯兰的价值观是原教旨主义思潮兴起最重要的思想根源，这也正是西方所讲的“伊斯兰教是反西方的”基本涵义。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界各地勃然兴起之际，巴基斯坦一位温和的原教旨主义代言人就曾明确表示，伊斯兰教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不是政治对抗，而主要是价值观方面的冲突。①这位代言人从4个方面来解释原教旨主义由以产生的困惑环境：一是西方殖民统治造成的社会世俗化，它以西方世俗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取代了穆斯林大众所熟悉的伊斯兰制度，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二是西方殖民统治通过殖民文化征服人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国家盲目地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三是殖民统治造成教育体制分裂，现代世俗教育以培养亲西方的知识、政治精英为目标，而传统宗教教育以培养宗教领袖为使命，导致两极分化；四是政治合法性危机，伊斯兰国家的领导阶层皆是亲西方的、世俗的政治精英，他们掌握权柄、独裁专制，但其统治缺乏根基，不得人心，政局动荡不安。应当说这位代言人的解释基本上反映了原教旨主义对西方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准则的态度，但原教旨主义拒绝西方的思想倾向，更多地还是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它的本意不是要在全球发动一场反对西方的运动。各国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包括影响较大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促进会、苏丹的穆斯林兄弟会、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印度尼西亚的穆罕默德协会等，不论其是否取得合法地位，实际上都是以宗教为名义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它们彼此之间在政治目标、组织方式、社会基础、斗争策略等方面互有差异，并非铁板一块。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它们都鼓吹宗教思想政治化、宗教组织政党化，它们本身也都是按照现代方式组建的宗教政党，尽管其宗教思想在具有现代改革主义思想的派别或具有世俗主义倾向的政党看来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这关涉到为原教旨主义定位的问题，可以认为，在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与宗教的现代改革主义和世俗的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思潮和派别组织。它们彼此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以何种方式来看待伊斯兰教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问题。 简而言之，伊斯兰现代主义是一种适应主义潮流。在宗教思想上，现代改良派主张以改革开放的态度灵活变通地解释伊斯兰教，包括吸纳、接受源自西方的某些新观念、新思想，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世俗民族主义是源自近代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世俗主义者也是穆斯林，但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宗教至上的伊斯兰主义者。由于立场和价值取向不同，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不论现代改革主义还是世俗民族主义都不能解决伊斯兰国家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而只能从伊斯兰教自身寻求答案。所以原教旨主义所提出的“伊斯兰发展道路”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原道”，即《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中早已指明的“大道”、“常道”。为此，原教旨主义提出了一些著名的行动口号，诸如“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古兰经就是一切”等等。从这些口号中人们立即会联想到，原教旨主义对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持一种断然否定的态度，具有某种政治激进主义的倾向。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原教旨主义者那里，宗教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宗教的狂热和虔诚无法掩盖对权力和欲望的追求。而且，原教旨主义一旦取得政权，也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一切从头开始，因为伊斯兰教文化传统中本无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所能做的不过是把传统的形式加上现代的内容罢了。由此人们看到，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的伊朗，一方面把什叶派穆斯林的最高精神领袖(Imam)提升到国家领袖的高位，另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上仍然保留了源自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而三权分立并非伊斯兰教所固有。在贫穷如洗的东北非洲的苏丹，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后不仅未能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也背离了原教旨主义要求还政于民的初衷，而不得不靠军政府来维持秩序。在长期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派别塔利班夺取政权后在治理国家上同样无业绩可谈，连一个运作有序的中央政府都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如果说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上述三国所树立的样板似乎都缺乏说服力，这也是90年代以来原教旨主义影响乏力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