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四十年前，占士·柯尔曼(James Coleman)在他的经典著作《青少年社会》中指出，1960年代的美国青少年，因为种种原因，几乎被隔离于成人的“大社会”之外(Coleman,1961)。急剧的社会变迁使家长难以和青少年子女同步并进。社会的专门化趋向要求青少年在学校中接受更长时间的、更复杂的训练。在这个变迁过程中，青少年被迫转向自己的年龄组合，而他们的整个社交生活亦与同龄的人一起度过。在同龄组别中，青少年和岗位凝聚，形成自己的社会；而大多数的主要社交互动，亦会在这个社会中发生。他们与外间的成人社会只保留着几线的连系(Coleman,1961)。 美国的青少年与成人的疏离，和他们所形成的青少年次文化，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人士长期讨论的论题（参见Lemer,Petersen,Brooks-Cunn,1991;Maxym & York,2000;Cline & Fay,1993）。 在同年代出版的另一经典著作《文化与人的对抗》中，祖鲁思·亨利(Jules Henry)指出东方和西方的青少年所处的不同文化和社会境况：“在伟大的亚洲文化，个人社群(personal community)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传统之故，人一出生便有一些和他紧密连系的人，直到老死。”在美国则不然，每个人需要创造自己的个人社群，每个孩子必须是一个社交工程师，能利用自己的吸引力和运用社交技巧去建立自己的个人社群(Henry,1963)。亨利的论点，一方面为柯尔曼的“青少年群体向内凝聚”的观察提出更丰富的理据，而另方面更指出亚洲的青少年在其所处的文化脉络中，应享有一个实际上比西方社会更稳定的成长环境。这是一个差不多四十年前的观察。当时亨利的洞察对现今的华人社会还有时代的实效吗？ 影响青少年发展的社会群体 长期以来，大家对青少年发展的思考始终维系在“家庭—学校—社区”这个三角关系的脉络上。家庭（尤其是家长）对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影响至大，就因为每一个青少年都有其独特之处，而青少年作为一个成长阶段又是包括生理和心理的重大变化，所以只有他们的父母才能在“近距离”帮助他们成长。对青少年来说，13至19岁这一个人生阶段可以是充满发现、刺激和喜乐的，但这阶段也可以是充满忧虑、惶惑和烦恼的。在他们最需要扶持的时候，家长的培育角色是没有任何人能取代的。 家长培育子女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家长应该是青少年自出生以来花最多时间和精力陪伴他们成长的人，自然也应成为青少年的“最重要他人”。因为他们从开始便照顾子女，所以家长应该最了解青少年的性情、喜好和潜质。 家庭培育青少年的功能，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专业化转趋复杂。但是，无论社会有多现代化和专门化，家庭的培育功能是不会淡化的。在现代社会里，家庭需要利用其他社会机构的资源来培养子女，是合理的做法。学校提供正规教育让子女能明理和学会谋生技能，社区提供消闲场所和学习机会让子女善用闲暇和充实自己。不过，在利用培育子女的资源的过程中，家庭亦同时让其他社会机构分担了培育的责任和分享了其对子女的支配权。在分担家长的培育责任的社会机构中，学校要算是最重要的机构。 学校的培育责任是多元的。专为青少年而设的中学的功能，大致可分为升学准备、就业准备和社化学生。以上三种功能的发挥会因各所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取向而异。相对于家庭，学校所承担的培育责任越来越重和复杂，而青少年在学校中度过的时间也不断地加长。在公众的眼中，学校已变成培育青少年的主要场所，社会问责也渐转向学校，对它们提出更多的要求。有些家庭甚至把培育青少年的责任完全托付予学校的手中。本来家庭与学校应该是培育青少年工作的伙伴——家庭是价值培养的基础和关怀、爱护的泉源，而学校则是提供升学阶梯、就业准备和学会与人相处的专业支援机构。不过，在过往的经验中，家庭与学校并没有发展成一种伙伴的关系。 一般而言，社区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社会群体，“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文化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系统。”（罗萍、向德平，1995；潘乃谷、马戎，1996；刘继同，1995；西城区文化局，1998）。社区的概念，广可以遍及整个社会，狭可以限于某一城区中的街道。从家长和学校的角度来看，社区是培育青少年的一个延续体。 社区虽然能为青少年提供休息场地和更多学习机会，又可以是青少年问题滋生的地方。有鉴于大家对社区的理解有明显差异，其覆盖度广狭不一，故应附以邻区的观念，作为阐释各社会群体如何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依据。在认识青少年工作的实践方面，“邻区”比“社区”更直接影响青少年成长。 一般而言，邻区没有明确指定的培育功能；就算有，亦是因为地理环境——邻近有社区中心、青年中心、少年宫、文化馆等——或是其他社会组织因素使然。邻区是家庭和学校以外，青少年流连最多的地方。相对家庭和学校的严密控制环境而言，邻区对个人行为的管制比较少。青少年在邻区相对开放的环境里，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人和观察到不同的行为。这些人物和行为对青少年的成长又将会是何等重要：是良朋抑或是童党，是打球抑或是打架，是吸取新知抑或是吸食毒品，往往就取决于青少年在邻区的大街小巷上的遭遇了。西方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贫穷的邻区，或是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邻区，青少年的冒险倾向也较为明显(Dryfoos,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