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2)04-0043-06 问题的提出：中国人对9·11事件和美国的看法 9·11事件是令人震惊的，而9·11事件后很多中国人的反应也同样令人震惊。世贸中心轰然倒塌后的最初几天里，不少人沉浸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注意，不是悲哀）之中。中国民众，包括中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对9·11事件作出极端反应，同情恐怖主义的，虽然有，但只是极少数；对事件本身和美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做出符合人类正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反应的，虽然也是少数，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良知和理性；对9·11事件较普遍的反应，是既谴责恐怖行为，也认为美国是罪有应得，互联网上的这一段言论应该说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 美国人应该深刻反省，反省他们那貌似文明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像政客们所说的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早就说过，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所有坏制度中最不坏的一个，而美国人信仰的自由，早已被证明是弱肉强食的自由。美国人通过其神圣的民主制度对自己的人民和外民族的人民进行的掠夺和屠杀还少吗？美国人在他们自由的旗号下干的卑鄙勾当还少吗？而他们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的问题，把它们当作不可质疑的信仰。 作为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者和世界经济政治的主导力量，美国人理应考虑整个世界的公平与合理，考虑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和利益，而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美国人从来不屑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自私自利正在破坏着世界经济的健康，并努力将自己的病患转移到别的地方。总有一天，当他们排泄出去的病患积累到不能由其他国家承受的时候，就会反馈给他们自己，而他们将自食其果。（注：摘自《东方》杂志社主编的参考资料《9·11警示》，第158页。） 9·11事件后，我从我国的南方到北方，与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士谈论对此事的感受与看法，发现大多数人持有上述观点，虽然表述的方法和用词或有所不同。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民众对美国的认识有某些方面的偏差，这并不难理解。一般认为，信息渠道的不够畅通和由不恰当的信息过滤所造成的信息的片面性，是造成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误解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甚至导致布什总统在著名的清华大学对我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学生进行了一番关于美国基本制度和美国人民价值观念的“启蒙教育”。清华大学在布什来访前曾通过专门的网络信箱征集对他的提问，排列首位的是：“为什么世界上到处都是美国的敌人？美国政府的做人原则就是‘标敌立异’吗？”（注：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21日第1版“学生准备‘考’布什”。）也许布什的“启蒙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这个问题最终并没有被当堂提出。 众所周知的是，当我国的青少年们在较抽象的层面对美国持批评态度的时候，他们对具体、真实的美国存在着另外一种看法，他们知道美国是富有的、自由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积极地准备着去美国留学。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对记者说，如果有机会提问，他最想问的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留学政策近期有无变化。（注：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21日第1版“学生准备‘考’布什”。） 在9·11事件之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陈生洛通过一项调查已经发现大学生的心目中有两个美国，他说： 在中国大学生的心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美国，一个是令人可恨的霸权主义的美国，一个是让人向往的先进发达的美国。大学生的爱国反美情绪，主要指向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大学生对美国的欣赏和向往主要指向美国的国内环境，以及体现这种环境的价值观念。（注：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21日第1版“学生准备‘考’布什”。） 我曾询问中国科学院的一位人类生育专业的女博士生对9·11事件的看法，她即将去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因为国内缺乏有关的研究条件。她也批评美国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认为9·11事件是由此引起的。我问她，是否考虑过美国之所以能为她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与美国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之间有无某种联系时，她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仅她，似乎所有既向往去美国留学又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人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一样事物（一个人、一个人格化的国家）同时具备“好”的和“坏”的或“善”的和“恶”的品格是不足为怪的。 是否可以仅仅用信息闭塞来解释上述现象呢？ 9·11事件后，我国的知识界展开了一场颇有深度的辩论（由于辩论主要在网络上和某些小范围场合进行，所以似乎并未在全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辩论表面上是针对9·11事件，针对如何理解和评价美国在历史和现实世界的所作所为，实质上触及了更深层面的东西。辩论的双方在信息的获得方面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意见的分歧是明显的。因此，我认为，人们对9·11事件的看法和对美国的评价不仅与他们所处环境信息开放的程度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他们的文化背景、心理结构和行为特点有关。 如果说对美国的评价存在又好又坏的二元结构的话，可以假定是评价的主体本身存在二元的行为和思维结构（可称之为二元人格），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种二元人格，就是“说的与做的不一样、想的与说的不一样、公开说的与私下说的不一样”等等，从9·11事件中国民众的普遍反应则可以推断大部分中国人具有这种二元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