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997(2002)02-0012-03 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她是一个革命的熔炉，是一所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涌现出如张太雷、高君宇、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赵世炎、任弼时、关向应等一批卓越的政治领导人。在这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高君宇尤具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才华，他在山西党、团组织创建中担当着引导者和播种者的作用。高君宇的名字，是和山西的党、团组织创建、发展、壮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老一辈革命家所说：“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共产党、共（社）青团是在他的联系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1](P229) 高君宇，原名尚德，字锡三，1896年生于山西省娄烦县，1912年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品学兼优，被师长誉为“崇德敦行”[2]。当时正值袁世凯当道，上演“洪宪帝制”闹剧，年轻的高君宇以其敏锐的头脑，准确地预见到“洪宪过不了百日”[3]。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引导和新思想汇聚之地的熏陶下，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高君宇担任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助手，在李大钊的指示下，高君宇多次返回山西，团结进步青年，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关注并领导山西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继而创建了山西党组织。 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割据山西，实行了一套颇具“山西特色”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五四”运动的洪流还是越过娘子关，动摇了阎锡山顽固统治的根基。同全国一样，“五四”运动在山西也是以青年学生为先导、以工人阶级及各阶层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在山西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920年4月13日，山西大学20余名学生以“交换知识，研究学术”为宗旨，组织了新共和学会，立志要创造“新人生、新社会、新共和”。同年夏天，省城知识界组织了山西学术研究会。这些研究和学习新思想的进步学术团体，是山西青年学生急切追求新思想的体现，也说明他们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1919年6月，时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要负责人的高君宇回到太原，与省立一中学生王振翼、贺凯、李毓棠等座谈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人生观，酝酿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创办了《平民周刊》，这是山西第一家大规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刊物。该刊由王振翼主编，它以“为人民奋斗”为宗旨，立志将山西的现状展示给社会各个阶层，以警示世人，改善社会。与此同时，高君宇还调查了山西劳动界状况，他经过对太原、大同等地劳动状况的调查，写出了《山西劳动状况》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高君宇在文中用初步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文章在谈到劳工的报酬时揭露了阎锡山实行“新政”以来，人民的负担较以前增加了几倍，劳工的报酬被“剥了又剥，洗了又洗，轮到劳工——真正的劳动者身上，比苍蝇的翅膀都薄了。”[4]7月，高君宇与王振翼、贺昌等人召开座谈会，结合他的另一篇调查报告《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在一个社会团体内，总得有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如果固执个人和少部分人的绝对自由，那就会形成一盘散沙，那就不能进行革命，也不能组织生产”，并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原则：“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十分丰富的时候，各取所需是可以的，但在生产力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实行各取所需就办不到，硬要那么做，就会使社会大乱。”[5]文章教育青年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决不能随波逐流，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绝对自由，也解除了一些青年人对阎锡山宣扬的“做好人有饭吃”的所谓“好人理论”的轻信与盲从，引导他们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高君宇在这次暑假逗留家乡期间，多次与进步青年商谈建立革命组织问题，在他的指导下，太原成立了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反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学习宣传社会主义的青年小组，推举王振翼为组长。1921年春，高君宇受李大钊派遣，再一次回到山西，筹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时，高君宇先后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组织委员。1921年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省立一中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山西的革命和进步青年有了自己的组织。 二 在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前，1920年3月，“五四”运动发祥地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很快成立；并向全国各地先进青年发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此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自身积极探索和与各地青年团组织的相互鼓励、相互推动下，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山西的学生运动领袖们进一步成长起来。在团的组织上，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成立，就成为具有一省性质的青年团组织，经高君宇的引导，在山西青年学生中较早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经高君宇介绍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王振翼当选为青年团的负责人，第一批团员有贺昌、李毓棠、贺凯、梁震、武灵初、姚金享、张法古（张稼夫）等。在青年团员的素质上，在高君宇的指导下，革命青年摒弃了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庞杂思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精英，形成了“唤醒劳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宗旨。5月15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会议，制定团的章程，规定青年团的任务是：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提倡民主和科学，学唱国际歌，服从组织，保守秘密，并规定每周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分析形势。在团组织创立的时机选择上，太原的青年团组织先于共产党组织而创立，在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的同时，大同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这是在北京大学共产党员郑业的帮助指导下，由大同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曹汝谦具体组织的。太原和大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之后，立即担负起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因此，“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是起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6](59-60)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伊始，适逢五四运动两周年，太原青年和各界群众纷纷集会，隆重纪念。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成员走上街头，在全市散发《共产党宣言》和2000余份革命传单，这对省城太原，无疑是个震动，而对山西全省，也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7]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高君宇就回到了北京，但他仍关心山西团组织的发展情况。为了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与王振翼、贺昌等改组了五四后期为宣传新思想而创办的《平民周刊》，将该刊物作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揭露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反映民众疾苦，将世界大势及新思潮介绍到山西，因而遭到阎锡山的嫉恨，1922年5月，《平民周刊》被迫停刊。高君宇将《平民周刊》编辑部迁到北京，在北京亲自主编，然后由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太原。在北京复刊后的《平民周刊》，关注时局，弘扬民主与科学，注重对民众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帮助民众从封建愚昧中解脱出来。《平民周刊》立足山西，但深知山西问题是不能离开中国而解决的，山西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有一种“不以省为界的共同利害”，因此，它“将努力于此奋斗势力间之沟通，使联合成一种人民的全国的不可辱的团结”[6](P46-47)，为山西人民了解全国和全国人民了解山西架起了一座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