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领袖群体是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身份制衰落，知识社会逐渐形成，企业用人制度改革，以及青年文化所具备的独特功能，促使当代青年领袖群体逐渐崛起，并分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青年领袖群体属于“精英集团”，高素质的“精英集团”是保证一个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力量。青年精英集团更具有引导社会现代化的“前喻”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必须有意识有目的的开发青年领袖人力资源。 近20年来大规模、高速度的社会分化，使社会成员的构成已充分阶层化，中间阶层已明显形成。构成改革以来中国中间阶层的群体，主要由普通知识分子、各类干部、各类中小企业主、中小公司经理、各类承包商、外企人员等组成。虽然，这类群体目前仅占中国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约5%，但是，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社会时尚的引导，对平衡社会矛盾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青年领袖，则是崛起于中间阶层的一群青年俊杰。他们并不隶属于某一类阶层，但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社会评价等，使这一群体的职业声望较高。其言行、兴趣、爱好以及行为方式等，对社会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学术界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的青年领袖群体，称之为“精英集团”。 任何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精英集团”都是非常宝贵的社会资源。高素质的“精英集团”是保证一个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力量。青年精英集团更具有引导社会现代化的“前喻”作用。 “青年领袖”群体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逐步造就了一代青年领袖群体，这一群体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1、身份制衰落，促使一批有能力有才干的青年领袖冒尖。在社会学上，最早和最为系统地阐述身份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比较强调身份以客观的生活方式、教育、职业、出生为基础的，身份制就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的一套由法律、法规、规范认可的制度体系。中国在50年代中期形成的身份制，与韦伯的观念又不相同，它有一套确定身份的制度体系，如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性质以及政治地位等。身份制的最大弊端是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这一定位。个人的才华和后天努力与地位改变关系不大，严重束缚了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成员分层突破了身份的限制，开始向经济地位、能力水平方向倾斜。这种突破为青年领袖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2、以自身的综合实力取得较高的地位。一是高层级白领日益向高文凭发展。改革之初，受过中等职业教育者进入高层级白领的概率是受初中以下教育程度者的3.8倍；改革中期(1986-1990)，前者进入白领层的是后者的8.6倍，优势骤然增加；到90年代，受普通高中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者的相对优势较改革中期有明显下降，而原来数量较少的正规高等教育文凭拥有者，进入高层级白领大大增加。杭州处级以上领导者及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中，大学本科以上文凭获得者就占到60%上。二是“商海”成功者多数能拥有并把握社会资源和政策资源。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和全国工商联共同组织的调查组，历时十年，在全国2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三次大规模调查得出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有干部身份的下海者，开业资本为平均数的1.8倍，销售额也是平均数的1.8倍，纯利润为平均数的1.9倍，而资本则达到平均资本的2倍以上。其中，最具成功者80%来自干部、原国有企业的领导者。这里虽然有职业路径依赖的强度和地位的积累效应，但他们能掌握众多的社会关系资源、能娴熟的运用政策、具备宏观经济发展思维等，是获得成功最直接的因素。三是高薪人才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丰富的从业经验、强烈的敬业精神、高质量的生活方式、重视家庭生活、强烈的危机意识、时时“充电”。1993年，高层级白领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者占34%，1995年为42%，1996年44%，1998年为50%，1999年为64.5%。以上数据有力说明，青年领袖型人才之所以能获得较高的地位、荣誉、待遇，成为青年领导者的带头人，就在于他们具备高知识、高能力、高素质、高贡献，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极强，而户籍与原职业已不再成为限制他们脱颖而出的决定性条件。 3、精英人才不再受“单位身份”禁锢，在流动的职业空间中发挥着更重要作用。作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建立的体制，中国城镇职工每人均有一套档案由单位保存，档案记录职工的经历，也区分职工的身份。同时，档案也是人们在不同单位之间调动的依据，如果一个单位不把某人的档案交给另一个单位，此人也就无法调动。这样，档案身份也成为人才“单位所有”的基础。现在已突破档案身份限制，使高学历、高职称、高技能、高管理的精英人才在职业流动中不再为档案身份所困，只需将档案存放“人才交流中心”，就可以免除一定的后顾之忧。“档案制”的重大改革，为领袖型人才走向“前台”创造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