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制时代:中国青年择业心理的多元化取向

作 者:
沈杰 

作者简介:
沈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博士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后单位制时代:择业自主性的不断扩展 ●新生代:择业心理的日趋多元化 ●具体透视:两个社会现象个案 ●理性选择:导向更有序的社会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往履行着一种“小社会”功能的“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国家推出市场导向的就业政策,尤其是社会价值观深刻变化的影响,当今青年一代身上正表现出多元化取向的择业心理,并在现实层面上表现出相应的求职方式、就业行动。对于这些社会现象,在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方面做出理解的同时,也需要根据主客观条件因素进行更具合理性的导向。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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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单位制时代:择业自主性的不断扩展

      改革开放以前,在具有高度计划性特征的社会经济体制下,青年和广大社会成员一样,并不存在选择职业这一问题。当时的所谓“参加工作”,完全是由组织上进行安排或分配的。而一个人自参加工作之日起直至退休,在具体工作单位和工作类型方面几乎是“从一而终”的,很少有可能进行工作单位或工作类型的调换,更不用说根据个人的意愿或兴趣爱好进行单位或岗位的选择。因此,一个人的从业、收入、医疗、住房、孩子入托、自身养老等几乎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一切问题,都完全依赖于其工作单位加以解决。于是,工作单位在其功能上就完全成为了一种小型社会。我国的这种特殊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为“单位制”。从结构上看,“单位制”成为了将国家与社会成员直接联系起来的制度形式之一,它是广大社会成员被组织进国家设立的各种制度之中,并以此为中介发生多种联系的资源配置与资源分配制度。因此,单位化就表现为当时我国社会结构的突出特征之一,单位制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单位制从具体社会体制环境的角度,为分析改革之前社会结构体系较为封闭、社会成员发展模式较为单一的状况,提供了一个特别典型的说明。

      “择业”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现实,尤其是目前青年一代能够越来越多地亲身体验到、而且未来的青年将会更加充分地体验的社会现实,完全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青年人根据自己的个人需要、主观兴趣、素质条件等,并发挥一定的能动性去进行职业选择的可能性逐渐地出现了。不仅如此,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加速发展,使得青年选择职业的机会将不断地增多。随着我国在就业制度、用人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养老制度等方面改革的日益深入,许多原来由单位履行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渐地社会化。这无疑更加扩大了有关就业机构用人的开放性与灵活性。而且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国家就业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使适龄者的就业完全以市场选择为根本取向,以自主就业为主导模式,以素质能力为竞争之本,并且将在制定有关政策和措施时,充分考虑这种就业机制方面根本性的“换代”现象。

      这就是说,单位制的逐步解体,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社会结构转型的最重要表现之一。于是,在一个“后单位制时代”,即市场经济进一步走向成熟、深入的时期,人们择业、就业的自主性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程度,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择业。

      新生代:择业心理的日趋多元化

      人们的思想认识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其中价值观念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它对其他心理方面和实际行为都能产生重要的支配和影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心态只是对于当前时效性较强的社会形势和现象的直接反映和表征,而价值观念才体现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内涵及其本质性。

      从价值观念层面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身上最重要的变化趋势表现在:开始从重理想向重现实的方向发展,从重义务向重利益的方向演变,从重集体向重个体的方向转化。价值观取向的这种变化趋势则会有力地影响着人们心理的各个方面。就人们的择业心理而言,一方面受到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则受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这两方面再与人们的主体特征相结合,于是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择业意愿与行动。

      当今青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常常被称作“新生代”。其意指由于生活和成长在全新的时空状态下,他们的价值观念及其所支配的行动取向,表现出了与前几代人极为明显的差异性。而他们的在择业心理上则表现出这样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在择业目标上,更关注开发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近年来的一些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当今青年在选择职业时所考虑的主要标准上,职业能否为自己提供良好的发展前景、能否为个人的潜能开发和自己的价值实现提供机会,这一类条件被排序在第一位。此种情形表明,在小康社会临近的今天,青年求职已不再停留在仅仅将职业当作谋生手段的初级阶段。换言之,自我实现这种高层次的需要,正在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并成为支配其择业、从业行动的首要动因。

      第二,随着“铁饭碗”意识的式微,职业风险意识正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实证调查结果说明了这样一个显著的趋势:在影响选择职业的因素方面,过去曾受到极度重视的“职业的稳定性”这一因素,逐渐地被更多的人放在较不重要的地位上,它总是被排序在“职业所能提供的个人发展前景或实现自己潜能的机会”、“职业所能带来的理想收入”这两种因素之后。毫无疑问,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职业风险意识正在青年中间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

      第三,在就业机构选择上,单位意识或“皇粮”意识已很大程度地淡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社会世俗化进程的深入,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增强,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人们所提供的生存、发展机会的日益增多,青年在考虑从业问题的时候,更少前辈们身上那种较强的单位依赖心理、“官本位”意识,而是更愿意选择自由度更大、自主性更强的从业方式,更愿意选择现代特征更为鲜明、管理体制更为规范的从业机构。

      第四,在职业流动方面,主动变换工作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跳槽”心理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了择业心理,只不过它是从“再次择业”的角度表现出来的。自主择业带来的一个伴随现象就是社会流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职业流动的速率和程度的加快和扩大。据北京青年研究会2000年的调查,在2002名16-35岁的北京青年中,有25.6%的人曾经换过工作单位。而在最近3年内换过单位的情况是:换过1个单位的人占12%,换过2个单位的人占4.9%,1.7%的人换过3个单位,0.3%的人换过4个单位,换过5个单位的人占0.4%,换过6个及以上单位的人占0.4%。可见,在今天,青年的职业流动意识和职业流动率已经大大提高。(参见北京青年研究会:《北京青年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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