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2)03-0042-05 当今时代，全球青少年道德教育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探索国外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现实走向，把握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学习借鉴其有益的经验与做法，从而更加理智、更加科学地加强和改进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青少年工作面临的一项充满挑战性、前瞻性的重要课题。 一、时代背景：世界道德危机的严峻挑战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在反思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时，痛感忽视道德教育带来的人才片面发展。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社会和道德危机”。在西方发达国家，青少年道德危机的状况绝非个别。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青少年被称为“漠不关心的一代”。“各个年龄的孩子承认撒谎、欺骗和盗窃行为的人数之多也前所未有”。[1](pp.87-88)英国三分之二的青少年道德观念模糊，分不清对错，不知道该相信谁或者把谁作为榜样；法国青少年被人们称为“被牺牲的一代”，他们昏头昏脑，吸毒、搞打砸抢、搞自我破坏；德国青少年被称为“迂菲士”(Yuffies)，即不成器的人，或被称为“一代未知数”；在俄罗斯，俄精神病专家鲍里斯·德拉普金认为，俄国青少年一代在他们的性格方面形成了病态的劣性：残忍、好撒谎、有怨恨心理，对什么都无所谓。[2] 青少年道德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有学者指出，西方当代青少年学生的一个特征是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满足，某些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却相对淡漠了。概括地说，似乎这一代青少年是以自我为中心、目光短浅、我行我素、自由散漫的一代。青少年中早孕、吸毒、性过错、自杀、暴力等现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似乎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潮流。一些青少年成为道德虚无主义者，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道德问题，以致引起了人们的“道德恐慌”，人们惊呼“道德教育处于危机之中”[3](p.403)、“今天道德教育面临着危机”[4]。 西方社会对青少年道德危机的反思，最终演化为对道德教育的呼唤，提出了“让道德教育来解决道德问题”的口号。英国著名教育家劳顿认为，没能系统地教授道德体系，也许是学校课程中最严重的缺陷。在美国，据调查资料表明，约有2/3的人认为，学校应在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发展方面承担重任。“在当今的美国，有太多的家庭、学校和教学已不再履行他们作为道德标准的维护者和促进者的传统职责。”“解决办法是在我们的家庭、学校、企业、政府以及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重新提倡具有美国传统的核心道德标准，但最有潜力战胜这一全国国民性危机的是学校。”[1](pp.87-88)人们要求在学校建立一种“健全的道德教育”，以帮助青少年选择更高的道德标准，对团体与社会具有更大的公民责任心。 国际教育委员会主席S·拉姆勒指出：“为培养21世纪的公民，我们必须不断设法帮助学生学会‘用他人的眼光、心理、心态来看待事物’”，“建立一种要求我们为地球上人们更好地生活负责的价值体系。”[5]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于1988年在其发展的教改报告中就指出：“能否培养出在道德情操和创造力方面都足以承担起21世纪日本的发展任务的年轻一代，将决定未来的命运，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学校的道德教育。”[6]并在1989年召开了有中小学校长和地方教育委员会有关人员参加的“加强道德教育全国大会”，提出道德教育工作是关系日本21世纪命运的关键，道德教育应成为学校教育的首位，并提出加强学校道德教育的五个关键措施。[8] 二、走向：全球道德教育的理性回应 重视和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已经成为全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迫切性及现实意义，纷纷调整道德教育的思路与策略，形成了全球性道德教育的新景观。 （一）目标：培养富有民族精神的社会“好公民” 尽管人们对当今道德教育的理解在许多方面、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无一例外地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青少年具有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要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明确公民的权力和责任，做一个忠诚服务于国家的、适应本国文化的“合格的公民”、社会“好公民”。在西方许多国家，公民教育（又叫政治社会化）是学校对青少年学生实施道德教育目标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和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瑞士、丹麦、日本等国设置了公民教育课。西方公民教育的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培养出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公民”。是否“培养一个好公民，能投票的好公民，民主制度下的好公民”，尤其把是否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意识作为评价其教育效果的主要标准。 民主精神是一种激发人向上的动力源，是人类群体间一种强大而具普遍意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世界各国都意识到民主精神应成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灵魂，道德教育必须致力于培养本国青少年的民族精神。美国强调宣扬所谓“美国精神”，强调要培养具有“强烈的对国家的忠诚感”的美国人，让青少年成为有民主精神、勇于开拓，以当美国人为自豪，即“当一名美国人比当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更好”的美国人。由此造就了一批敢作敢为、大胆进取的“世界公民”。新加坡十分注重对国民进行“国家意识教育”，培养“新加坡人”是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的核心。1990年新加坡国会提出并通过了为全体新加坡人认同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在此基础上大力弘扬“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讲求效率”的新加坡精神。[9]韩国主张把“弘益人间”（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的建国精神，语出古朝鲜神话，意指广为人类谋利益）作为教育理念，强调民族的德育第一，表现为自主性、公益性、协同性、勤勉性、奉献性、效率性，以强化民族自立精神，重塑民族之魂，弘扬民族传统，注重振奋民主精神，因而被一些学者概括为“有国籍的教育”。[3](p.354)德国历来注重培养青少年学生具有一种德意志民主精神，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爱祖国，具有民主自尊心；爱劳动，具有勤业思想；讲认真，对工作一丝不苟；有信念，不管在困难时期还是顺利时期都具有乐观精神，为信念而执著追求。一些国家道德教育的成功已经证明：越强调道德教育培养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培养越突出的国家，道德教育就越有成效。这种寻根意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