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也是最迅猛的发展趋势，它最直观地从经济领域得到表现，同时渗 透到文化、科学、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已成为国际社会最热门的话题，议论纷纷，争论 激烈。争论之一是这种发展趋势会不会在全球建构起人类的普世新价值。许多意见认为：在 保存本土的、民族的传统价值的同时，由于多元文化互动与融合的加速，将有可能超越本土 思维而出现某种全球共同的价值。笔者认为，如果有这一天的话，也将首先在各民族的部分 青年中表现出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这么一批有共同价值取向的新生代，毫无疑问将是货 真货实的“新人类”。当前被广为传播的打引号的“新人类”，即现在的那部分为人注目的 青年人，在历史的进程中，与未来那批真正的“新人类”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曾提出 过“研究青年能预测人类的未来”，现在就让我们对此作一番展望，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与 讨论。 一 首先要讨论的是在中国被称为“新人类”的那些青年是否有新意，如果有，究竟新在哪里？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界限，什么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这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 题。《传统与中国人》的作者在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证了古老中国的旧文明，即礼治秩序是对 个性精神的生长极为不利的文化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个人不能自律自制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论在基本的经济事务领域还是在精神活动领域，个性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相反，它被 压抑于“未成年”的状态。这种被扭曲的性格和古老的文化秩序在近代终于成了社会进步的 障碍（注：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三联书店，1988年，第3页。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描述了欧洲是如 何摆脱中世纪的。该书第二篇“个人的发展”中的一段话：“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 ——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 。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 奇 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 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 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注：（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5页。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典形态的文化其价值观 念的核心都是诸如神、种族、家庭这样一些普遍的价值。个人只有通过修行、忏悔、履践等 功夫与它们重叠合一才能体现自己，否则就是异端或禽兽。由于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这层共 同的纱幕首先被穿透，人类历史的钟摆才开始从普遍转向特殊，从神、种族、家族等转向个 人、主体。黑格尔一再指出，特殊性以及主体性自由的出现，是现代性的特色。他在《法哲 学原理》中写道：“主体的特殊性求获自我满足的这种权利，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主体自由 的权利，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和中心点。”（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4节附释。 ）黑格尔又一再指出，东方世界的最大特色 就是缺乏主体的自由。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他写道：“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一个人’ ，一切皆隶属于这种位客观的存在，以致任何其他人皆无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体的自 由里照不见他自己。”（注：（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74-176页。 ）他在后面特别写到“例如中国”，而引号里的“一个人”就是指专 制君主。按照黑格尔提出的肯定特殊性是现代化的标志，那么，中国现在是否已开始肯定特 殊性了呢？ 无庸讳言，不仅是在几千年皇权专制体制之下，既使到了前不久的“十年文革”时期，中 国的百姓尤其是青年，仍然是在共同的纱幕之中而处于睡眠状态，只是由于这次历史的回音 是如此的深广，被称为“浩劫”，引起党和政府与普通百姓同时都在反思。最有代表性的是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在青年中由“潘晓”的信引起的关于“人生道路的讨 论 ”，以及学术界关于人的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及各种西方思潮的传播，等等。这一切 都在不同程度地消解蒙蔽人们的那一层“共同的纱幕”，引起了社会结构不同程度的改变。 以政治运动为中心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逐步引向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带根本性的转 变。这在中国具有历史的意义。石元康在其所著《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一书中 ，收有“市民社会与重本抑末——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些障碍”的文章，详细论述了中国 从周、秦以来实行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政策的方方面面，到1949年以后的公私合营、人民 公社、取消市场和商人，将重本抑末推到了极点。（注：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第179-1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