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推己及人”与团结友善

      团结是一定团体成员建立在信念和行动统一基础上，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友善则意味着以宽广的胸怀关爱他人，有助于他人。团结友善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求得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必不可少的要求。团结为贵、友善待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营造美好和谐的新型人际关系，要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同时也应该融摄传统文化的精华，弘扬传统道德的优秀内容。

      一

      从词源上分析，现代汉语中的“团结”、“友善”两个词，在古汉语中都是作单字使用的。“团”，《说文》解释为“圆也。”古文中也用“团”来描述“凝聚貌”。现在之“团”字表示“组织而成的集体”，“聚集、集合”的意思，就是由基本意引申而来。“结”，本义为“缔”，“两绳相钩联也”，就是用线绳打结或编织，也指结成之物，譬如《老子》中就有“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的说法[1]。于是就有了“凝聚”、“互相结合”的意思。将“团”和“结”两个字联合组成一个词，现代汉语中有两个意思，一是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二是和睦、友好。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团结的社会功用在于使群体和社会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让人们在意志、行动、情感上和谐统一。古人所说的“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冤家宜解不宜结”等，都表示了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对于团结的推崇。古代汉语中，与今天人们所谓“团结”意思最为接近的概念是“和”，最为典型也是人们最熟知的说法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和衷共济”等。“和”的意思是相安、谐调，即不同的东西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一概念与“同”相对置，中国古人曾经十分深入地讨论了“和”与“同”的关系，根本的主张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3]。春秋时的晏婴在和史伯讨论到这个问题时曾说：“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4]大意是美味的汤是由厨师用不同的佐料调配而成，美妙的音乐是不同的声音和旋律配合而成，单一的水不成其为汤，单一的乐器或声调，不成其为音乐；君臣的关系也是如此，听得进去不同意见，吸取他人之长处，就可能纠正自己的片面性，弥补不足。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5]。“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和”使得“首出庶物，万国咸宁”[6]。那么，如何实现人和呢？古人认为，关键是团体中的每一个人做到“中”。这涉及到中国传统道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则“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7]。“中”就是恰如其分，在做事情、处理各种关系时做到适中。譬如在与人交往过程中，谦虚就是中，而过分的谦虚则有献媚之嫌，而不谦虚则显得傲慢无礼。努力做到中，古人称之为“中庸之道”。现代人对于“中庸之道”往往有一种误解，似乎“中庸”就意味着折中主义，一个讲“中庸”的人就是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其实，古人所讲“中庸”并不是无原则地妥协，以不得罪人为目的，而是要求对于道德原则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把握。“礼之用，和为贵”，达到和的目标，必须以中为原则，“礼胜则离，乐胜则流；赏僭则人骄溢，刑滥则人乘叛。太刚则暴，太柔则懦；太缓则泥，太急则轻；……善为之者，损其有余，益其不足；抑其太过，举起不及，大要归诸中和而已矣。”[8]

      人的工作和生活，小到家庭，大到整个社会，总是处于一定的团结之中，而团结之中的人们，又总是有着爱好、性格、利益的差异，古人所谓“致中和”，就是以和、团结为目标，在团体之中每个人都应该遵守道德的规范，各处其位、各得其所，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的言行和情欲有所节制，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避免影响他人的利益和感情。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9]，强调的是求同存异，因为团体之中，差异和分歧的存在是正常的，要达到团结和谐，不是取消不同意见，而是在不同意见之中发现共同的东西，发挥个体不同的长处，和谐相处，共同进步并使得集体事业发展。

      二

      “友”，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字形是顺着一个方向的两只手，表示以手相助，本义就是朋友。《易·兑》之疏有所谓：“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作动词时，“友”有结交、互相合作、予人帮助或支持的意思。“善”也是一个会意字，从言，从羊。言是讲话，羊在古代是吉祥的象征。因此，《说文》解释，“善，吉也。”“善”的引申义十分复杂，如果单从处理人际关系的角度说，其意思就是友好、亲善，如古人所谓：“与人为善”[10]，“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11]。“友”、“善”相联，基本意思就是交好、亲近、和睦。

      友善意味着与人为善、关爱他人。善待自己身外之人、之物，要求我们要有仁爱之心。《易》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说法，“仁爱”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最为重要的规范之一。提出“仁者爱人”的孔子不仅大力倡导仁爱，还明确地说明了施行仁爱的方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2]。所谓“能近取譬”，就是能够由近推远，由己推人去实行，一个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人，应该想到他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追求，一个人尊重并孝敬自己的父母，就应该以此为例而对待所有年长的人，一个对自己的子女慈爱的人，那么就应该由此推及对待其他年幼的人；退一步讲，则至少应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13]，不要将自己所不愿的事强加于他人身上。合此二者，古人称之为“忠恕之道”，“忠”是积极的，是尽己之力以助人，“恕”是不以已之所恶施于人，有消极的意味。

      儒家提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4]。墨家则以“兼爱”表示仁爱精神。“兼”就是全部、同一，即合而不别。相对于儒家的“仁”，兼爱是一种无差等的爱，不分远近、贵贱、亲疏，视人如己，为人犹为己。墨子以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着，以不相爱生也”。特别是大家都分别人我，自爱而不爱人。要去除不道德的行为，实现天下大治，则要“兼”，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15]。对于一般人而言，爱自己、爱亲近的人较容易做到，难在对于陌生人同样做到友善和关爱，因此，墨子对无所偏私的兼爱喻作日月之光给予特别的赞颂：“《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