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是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人们在探讨德治、法治问题时往往要涉及到它，本文试图对其谈些粗浅之见。 一 古人所讲的人治，是指的贤人治政，即由贤能之士治理国政。儒家主张人治。孔子讲：“举贤才”[1]、“举直错（措）诸枉，则民服；举枉错（措）诸直，则民不服”[2]、“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4]等等，都是强调治政者应该是正直的、公正的、有才能的贤者。由这样的人治政，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因而才能得到百姓的信服，否则“则民不服”。孟子也讲：“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5]意思是说，国家不用贤才就会灭亡，岂止是削弱？又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6]。所以，他强调“惟仁者宜在高位”[7]，“尊贤使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8]。荀子对人治有更多、更深入地论说。他讲：“有治人，无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9]，“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10]。荀子认为法对治理国家虽然很重要，但必须让有道君子治政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和关键是“有君子”而不是“有良法”。因为，在他看来，即使有了良法，也还是要靠君子来掌握和贯彻，否则便等于零。“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11]意谓羿（古代传说中的善射者）的高超射法传留了下来，但不是每代都有像羿那样善射的人，禹的治国良法传留了下来，而夏朝不是每代君主都成就王业。他的结论是：“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12]。同时，他认为国家政务是复杂多端而经常变化的，法律既不可能对一切状况概括无遗，又不可能不失时机的随机应变，这样贤能之士临事举措，根据公平中和之道的要求和实际状况而当机立断，则是非常重要的。“法而不议（议，讲论的意思，通过讲论而周洽），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通明其类），则职之所不及者必坠。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13]即是说，贤者治政，即使法有不至，职有不通的地方，也可以“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14]。这样，“则法虽省，足以遍矣”。[15]如果不是贤者治政。“赠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16]总之荀子认为人治可以弥补法治的不足，人治高于法治。所以，当有人问为政时，他回答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17]，选拔贤能要不论其出身地位，罢免疲沓之辈要一刻不缓。战国至西汉成书的《礼记·中庸》将儒家的人治思想概括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综上可见，儒家人治主张的基本旨意即在于贤人治政的诉求，将其定位于不要法治乃至于与法治相对立，是不符合儒家人治思想的本来意义的。 在先秦，不仅儒家主张人治，墨家也主张人治。《墨子》一书中有《尚贤》篇。“尚贤”及“尚同”是“墨子十事”之一，“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18]。所谓尚贤，即是让贤良之士治理国政，“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19]、“尚贤者，政之本也”[20]。因此，他强调依据人的贤能授以官职，以杜绝“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21]。 二 儒家主张人治，是由它的德治理想所决定的。在儒家看来，要实施德治，就必须“选贤与能”、“尊贤使能”，让贤能之士治政。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对民“导之以德、齐之以礼”[22]，使民接受德化教育，因羞恶而不犯过错，即所谓“有耻且格”[23]。儒家重视治政者的道德影响作用，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4]，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25]。为此，儒家强调治政者的道德修养。《礼记·大学》提出治政者乃至国君、天子都要“以修身为本”，并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目的和步骤，要求治政者修“内圣外王之道”，具备“仁且智”的为政素质。孟子还要求天子、国君都必须由贤者来担任，对于有重大过错而坚持不改的国君就应将其废掉，“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26]。可见在儒家那里，人治乃是实现德治理想的前提条件，没有人治也就没有德治。 三 主张人治，并不意味着逻辑地反对法治。儒家、墨家讲人治，都不否认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墨家讲：“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27]儒家孔子将礼、乐、刑、政并提，“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8]。他赞扬春秋时期郑国政治家子产“宽以济猛，猛以济宽”[29]德法兼行的治绩。孟子也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0]。他是既讲“道揆”又讲“法守”[31]的。荀子更是先秦儒家中最为重视刑法的。他讲：“治之经，礼与刑”[32]，“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33]。 将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的是先秦法家。在治理国家中，他们只强调刑法的作用，否认道德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德治不仅不能把国家治理好，而且会使国家危亡。而人治是德治的应有之义，因此，他们排斥德治就必然否定人治。他们不重视治政者的贤德，只强调其权势地位。战国中期的慎到讲：“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而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34]战国末期的韩非也讲：“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35]在法家看来，治政者如果掌握了法又拥有权势，那么，虽为“中人之资”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好，“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6]。而贤君总是凤毛麟角，“千世而一出”，如果“必待贤乃治”是极不现实的，“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梁肉而救饿之说也”[37]。这就是说，法治靠得住而人治是靠不住的。法家反对人治，重势不尊贤还在于维护君主的绝对威严。慎到讲：“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故有道之国，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38]韩非也讲：篡夺君位者“皆贤且智也。……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39]可见，法家的重势贱贤思想是更加适宜于封建君权制的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