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休闲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自然山水中旅游，常常是人们首选的休闲方式。如何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增加山水旅游的文化含量，促使山水旅游不仅成为拉动经济消费的杠杆，更成为提高道德境界的精神营养大餐，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古代先贤可给予我们诸多启示。自古以来，文人雅士就喜好从美丽的自然风光中寻求山水之乐，以排忧解郁，舒展本性，陶情养性，启知悟道，安顿身心。这与西方著名休闲社会学家约翰·凯利的有关论点不谋而合。凯利曾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而“成为人”最主要的内容则意味着：摆脱必需后的自由；超越意识，获得人性的本真；探索和谐与美的原则，引导行动的能量”[1](P277)本文试结合休闲学理论，对先贤山水之乐的道德涵蕴作一番梳理，以期提高现代旅游的文化品位，为现代人类的休闲生活及闲暇道德提供借鉴。 一、回归自然，返朴归真 中国古代先贤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庄子向往“万物与我共生，天地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人对自然山水的独特爱好，回归自然，寄情于山水，常常令中国历代士人心驰神往：行于山间小道上，他们欣赏着“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王献之）的美景；荡舟于江流之中，他们感悟到“唯江上之清风与松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的惬意；在风雨中可以观赏“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之趣；在阳光下可以领略“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村”（孟浩然）之爽。旅游途中所牵挂，忘却一切俗务，“朝友麋鹿，暮猿与栖”，所游不受时间、路线和目标的限制，全凭兴致所至，尽兴而返。 人从自然中来，是自然的儿子，与自然有着割舍不断的天然联系，而对于世俗的功利或感官享乐的无度追求，对社会角色的过度认同，往往使人疏离自然，失去本真之性，矫情曲性，产生各种身心障碍。而徜徉于自然山水的怀抱之中，让人暂时放下社会面具，舒展自己的本真之性，也启迪人们从世俗的设名定形的限制中超越出来，从过度社会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冀利望誉、争名逞智的漩涡中升华出来，这对于人格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仁以为己任”的孔子会在各言其志的诸位学生中作出“吾与（曾）点”的选择了。孔子所赞赏的曾点之乐，就是一种山水之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春回大地，脱下冬衣，与友人相约而出，在清彻的江水中濯涤污垢，感受着和煦春风的爱抚，放歌而归。不过，孔子向往的春游之乐只是他的理想而并未成为人生实践的主旋律。真正实践了“复返自然”人生理想的典型是晋代名士陶渊明。他无力与当时的封建黑暗势力抗争，然又不肯与之同流合污，于是选择了归田的道路，与其说这是逃避矛盾的软弱表现，不如说是以不合作的态度来保持自己的节操，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着人生的价值。陶渊明性格朴实率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田园居》），而在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场之上，是无法保持自然率真之性，实现人生价值的，“外坦荡而内淳至”的他必然与封建官场格格不入，使他产生“久在樊笼里”的感觉，辞官离去，“得复返自然”，仍是寻求本性的复归，在丘山，田园之中，和大自然亲切对话，从而为人类文化创造出显露本真之我的不朽作品。这就是“复返自然”深厚的道德内蕴与文化价值。 二、淡化小我，排忧解郁 寄情于山水又是一种淡化小我、排忧解郁的心理治疗和心理调节方式。重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人不是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谋求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将人视为自然界中的一员，《庄子·秋水篇》中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磊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不似毫末之在马体乎？”这就帮助人们从日常生活的空间超脱出来，以开阔的视野和广阔的胸怀，从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来认识个人私利，从而高瞻远瞩，超然物外，淡化私欲，超越世俗物欲和名利的羁绊。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正是一位善于寄情于山水以排忧解郁，愉悦身心的人。这在他的《永州八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以独到的艺术眼光发现了未经人工雕琢，未被世人所识的大自然美景，也使他独辟山水游记一类文体，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在《永州八记》之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以山水之乐排遣忧愁的典型。在被贬于永州后，他虽然次游历西山，但只有此次始得体悟到深层次的回归自然之妙：“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览数州之壤，皆在衽席之下”，欣赏到“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的邈远境界，进而进入一种更深层次的与大自然合一的境界：“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人与宇宙的浩然之气融为一体，犹如与造物者同游于天地之间，与万物冥合，这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神游、与往日的那种“形游”相比较，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往日的形游根本未得游山之真趣，故曰“未始游”，而只有这种“神游”才达到了精神层面的回归自然之游，使柳宗元更好地领略了存在的意义，排遣了被贬之后郁积于心头的“恒惴慄”的心理障碍，获得了心灵上的解脱，更增添了以山水之乐排遣忧郁的人生经验，使他“乐居夷而忘故土”（《钴鉧潭记》），韩愈曾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曾揭示柳宗元坎坷的人生境遇对其文学成就的促进作用，他认为，柳宗元遭斥贬固然不幸，但如斥不久，穷不极，那么，即使才气过人，文章亦不会如此精妙而将传于后世，所以“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但我们还要说，如果他不善于从山水之乐中寻求精神慰藉，进行心理调节，恐怕也是不可能在如此长的时间之内有一个恬淡平和的心态，因为这正是将自然之美和山水之趣诉诸笔端、传之后世的基本前提。 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后，亦常借大自然秀色来遣怀寄兴，以庐山之美景娱情致乐，“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庐山草堂记》），竟盖屋居期间，日日“仰观山，俯听泉”，从而达到“外适内和”，体宁心恬之境界。仕途坎坷，屡遭贬斥的李白、苏轼更是善于借山水之乐荡涤心头之郁闷、抒胸中之豪情的乐天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