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伦理”思潮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文化的一个热点，也是近年来国内应用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作为全球化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也许是一个中国伦理学界与世界伦理道德文化接轨的机遇，也是一个难得的进行对话的契机；这既是一个表达东方或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要话题，也是中国文化追赶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机遇。目前国内学界已从多个方面做出了努力[1]，其势可嘉。对于这样一个既涉及全球化广泛领域，又涉及各种文化的深层内核的问题，理应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对话和追问。不仅要分析其可能性[2]，寻求一定的方法和路径[3]，把握其内容和特征等，而且还应对这一思潮作一整体的思考和回应。 一 面对全球化趋势和“全球伦理”思潮，基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国际和平发展的形势，我们应从全球利益和未来发展的角度加以思考，并对其有一个总的评价和分析。 第一，要高度重视这一思潮的积极意义。全球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趋势，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的认识和观察也要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对于处于开放和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全球伦理”思潮实际上表达了人类对新问题的关注和担忧，是人类力图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一种努力和思路。从目前来看，发起者和参与者更多的是宗教界和非政府组织[4](P29)，也有世界各国的许多前政府官员和人士[5](P268)，他们是国际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许多不同地区、宗派的宗教组织及其人士是重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们的关注表现了宗教对世俗世界的关心和态度。对此，我们应有开放的心态、冷静的态度和积极的思维，这是一个大国和开放的社会应有的态度和思维。同时，我们应适时、适当地派出自己的专家和宗教团体及宗教人士参与这一新“事业”，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说，非政府人士具有特殊的身份，专家比政府官员更加敏感和专业，宗教人士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加热心和冷静。静观默察，掌握信息，适当参与，是目前比较恰当的方针。 第二，要把握住弘扬和宣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机。“全球伦理”思潮，从缘起看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思潮，从目前表现和发展的态势看，正表现为积极发掘和吸收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全球化问题解决的积极的思想资源，并提倡各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作为东方文化大国，我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且富有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解决各种复杂的民族、地区矛盾和纠纷的经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仅儒家及道家、法家和墨家等诸子百家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宗教文化如道教、佛教等文化亦丰富多采。有人感到西方人对中国及东方文化不甚了解，或有偏见，其实，这既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对外宣传不够有关，也与我们的文化缺乏对世界各类问题的回答和参与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一种文化要显示出新的生命力，要为世人所认识和接受，就应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尤其是参与对世界重大事务的回答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和“全球伦理”思潮为我们进行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只有那些能回答和解决现实课题的文化，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也才能为世界所接受、所认同。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要求主动介入的时代，我们的传统文化理应在参与中展现自己，在介入中宣示自己，在对话中表现自己。 第三，要认识到“全球伦理”是一个重要的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领域。“全球伦理”思潮的涌现，给世人展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和天地，它既是一个新的理论领域也是一个新的思想阵地。我们对它的了解程度、理解程度、影响程度，取决于我们的介入程度。对此，我们要改变过去对许多世界事务尤其是思想文化和宗教思潮的不过问、不干涉、不介入的态度，积极扭转不作为的被动的局面。这一新领域既是新的讲坛，也是新的舞台。可以预料，在当前和未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既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化、思想进行交流、沟通和对话的渠道，也是发生交锋、斗争和较量的阵地。甚至还有可能被文化霸权者所利用，成为一些超级大国对他国进行干预和干涉的特殊阵地。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自觉和足够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支持一些思想家、专家学者以及一些学术团体以至宗教组织，积极参与其中，并以此为阵地去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以此为渠道积极吸收和借鉴别国或别种文化样式中的积极合理的文化因素。应积极介入而不是固执封闭，应参与对话而不是一家独白。同时，在参与和对话中，应善于对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反省和觉悟，发现其中的欠缺和不足，在沟通、理解中予以修补和完善。如何真正使民族文化在开放的世界中获得发展，在比较和交流中获得丰富，在冲撞和会通中获得新的生长，是思想文化界在新世纪的全球化思潮中应有的使命。 二 积极的着眼于未来的思考固然可贵，然而基于现实的考察研究亦更珍贵。面对全球化趋势和“全球伦理”思潮，如何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思考，从现实存在的消极倾向和危险趋势作出判断，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消极的取向，也是一种必要的应对方式。 第一，以虚化意识形态来求得“全球伦理”是危险的。迄今为止的社会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国家及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从目前条件来看，抛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民族国家及其独立自主仍然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条件。抛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并不是建立全球伦理的前提条件，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并不是寻求全球伦理的最大障碍。况且从现实看，即使许多已达成的国际性的协议、公约，即某种“共识”，由于民族国家的参与而建立，又由于一些国家的阻挠而失效。这的确形成了“悖论”，但恰恰是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和国家要思考和解决的。如果认为只要放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只要站在全球的角度去思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和问题，没有化解不了的危机，这种想法即使不是天真的或幼稚的，也是缺乏历史感或浅薄的。况且在和平发展趋势的另一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国际逆流的主要代表。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霸权，也必然反映和表现为文化、思想以至“话语”霸权。对此，后发展国家要有足够的警惕和防范，勿使自己陷入新的困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