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伦理学史是伦理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与伦理学原理密不可分。如果说伦理学原理只是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展示和逻辑结论，那么也可以说伦理学史正是伦理学原理的实践过程和历史展示。伦理学就是从这种历史的和逻辑的两个方面展开，并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中向前发展的：伦理学原理给予伦理学史的研究以理论性的指导，而伦理学史则给伦理学原理的研究以事实的支撑。从特殊的意义上说，中国伦理学史更是伦理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学科，因为伦理道德在中国的社会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为中国人民关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公认的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意义特别重大，它不但是学习伦理道德不可或缺的，因为不了解历史，就无法了解现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德治国，一定要学习中国伦理学史，而且，从世界范围来说，要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乃至认识中国，要建立全球道德和创造新的世界文明，都必须学习并了解中国伦理学史。 在中国古代，由于伦理学尚未从其它学术中分离出来，所以关于伦理学史的内容总是混合在一般的学术史之中，并没有独立出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史是在清代末年才出现的。大约是1907年至1910年，蔡元培先生在留学德国期间写出了第一本《中国伦理学史》。在该书中，蔡先生讲到修身学与伦理学的区别，讲到伦理学与伦理学史的区别，指出儒家伦理思想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理想，是中国伦理学之大宗。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和宋明理学时代。虽然全书字数不多，又是在日本的学术影响之下写的，比较粗略，但是它新意迭出，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史研究。可惜的是，蔡先生的开端缺乏后继者，在此后的40多年里，人们看到的有关中国伦理学史的著作，只有日本学者三浦藤作所写的另外一本（张宗元、林科棠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张岱年先生于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虽然其中主要是中国伦理学史的内容，但是迟至1958年才得以出版。 新中国建立之后，一些有志之士曾经尝试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开展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例如张岱年先生曾写出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一书，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但在当时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没有能够引起全国学人的注意。试想，在连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存在都受到置疑的情况下，哪里淡得上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但是真理不会永远被埋没，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众所周知，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性和继承性的关系，特别是关于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极“左”思潮斗争的焦点之一。因此，在粉碎了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学者们立即开始了对于道德的继承问题的热烈讨论，当时的许多哲学和哲学史著作里，都涉及到了中国古代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真正的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终于开始了。谈到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一次重要的会议是值得铭记的，那是在1982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研究室受中国伦理学会的委托，在北京密云水库旁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中国伦理学史座谈会，与会的近20名专家、学者，在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国伦理学史的重要意义，讨论了研究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特别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的关系。尤其有意义的是，那次会议邀请张岱年先生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报告里，张先生首先讲到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即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资料与观点的统一、阶级分析与理论分析的结合。其次，张先生还详细介绍了中国伦理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如人性问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道德判断问题、道德理想与道德规范的问题、价值与当然的学说、道德修养问题。接下来，张先生还讲到要正确理解古代的学说，他从义利之辨、理欲之辨、三纲五常等问题的分析，讲到要好学深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张先生还提出要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特别批判了学术界里某些“左”的看法。其基本思想与1957年他写的那本书相一致。张先生学识渊博，见解深刻，不仅对于中国的史料特别谙熟，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极高，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解决中国伦理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后来的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张先生的指引下前进的。 先说中国伦理学史的通史，1985年就出了两本，一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陈瑛、温克勤、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等人合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二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沈善洪、王凤贤两人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当年只出了上卷，下卷于1988年出版）。两书的写法和体例大致相同，都是从先秦、甚至是从原始社会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指导，从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写到其伦理道德文化。如果要说差别的话，那就是浙江本比较细致，内容更丰富一些，它有123万多字，而贵州本只有60余万字，只及前者的一半，比较粗略。但是后者也有长处，即它由专门从事伦理学的人所写，也许伦理学的意味更浓厚些。这两本书在当时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对于后来的中国伦理学史研究起了带头作用。此后，由朱贻庭主编，张善城、翁金墩、江万秀等人撰写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于1989年在上海出版，这个本子虽然篇幅较小，不过46万字，但是经过张岱年先生的亲自指导，又吸取了以前的编写经验，所以结构更加完整严密，内容更加深刻精审。不足之处是略前而遗后：孔子以前的伦理思想该书叙述极少，清代戴震以后的中国伦理思想该书也未能道及，这些应该算是一个遗憾。199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锡勤、孙实明、饶良伦三人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上下两卷共80余万字，从先秦讲到1949年，内容丰富，征引广博，风格较为朴素，适宜于在高校作为教材。此外，樊浩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应当算作是一部有特色的中国伦理学史通史，它企图通过“伦理精神的建构”这个角度，把握中国伦理学史发展的概貌。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齐了陈少峰的《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册，这本书的体例和撰写方式虽然有些自由，略略不同于以前的几部，但是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有新看法、新内容，自有其过人之处。讲到撰写中国伦理学史之通史，我们千万不可忘记姜法曾同志和他的《中国伦理学史略》，这是他在1979年至1980年为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讲课时的一部讲稿，1991年整理出版。张岱年先生赞扬它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内容简明深切，得其要领”。姜法曾早在文革期间就抵制“左”的思潮，积极师从于张岱年先生，留意中国伦理学史研究，是我国文革以后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最早的学者之一。 关于中国伦理学史的断代史研究，起步有的比通史还要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朱伯崑先生的《先秦伦理学概论》。这本1984年出版的专著，原来是80年代初在人民大学举办的伦理学进修班上授课时的讲稿。朱先生在本书中从伦理思想的特点、道德规范、基本准则、道德行为评价、修养方法等方面着眼，系统地分析了先秦时期儒家（包括秦汉之际的儒家）、墨、道、法等学派的人物的伦理思想。与此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锡勤、饶良伦和杨忠文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在这本书中，作者概述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伦理发展进程，内容翔实，文笔流畅，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尔后，张岂之、陈国庆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更集中地分析解剖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伦理思想。还值得指出的是，唐凯麟同志的《走向近代的先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述了中国早期启蒙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进程，即从明朝中期到明清之际出现的、以反对宋明道学、批判封建伦理思想为主导的思潮。在该书中，作者不仅对于泰州学派、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直到戴震的伦理思想作了分析研究，肯定了他们的巨大贡献，也指出了其理论上的不足，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于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作了理论的回应。唐凯麟和王泽应的《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对于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的伦理学、现代新儒家的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得失，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这些断代的伦理学史研究，构成了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