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治国方略，是以儒家为主，通过吸收各家思想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而且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尧舜之治。据《尚书·尧典》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是说，尧昭明其德治，不仅使九族内和谐，也使其余百姓、乃至所有氏族实现和谐。又据《尚书·皋陶谟》所载，舜与大臣皋陶论政，皋陶讲道：“允迪厥德”、“行有九德”，又讲“九德”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关于“九德”，曾运乾《尚书正读》引金履祥论“九德”：“九德凡十八字，而为九德者，上九字其资质，下九字则进修。”（注：参见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第197页，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尚书·皋陶谟》是研究舜之德治的重要史料，孔子认为“《皋陶谟》可以观治”。舜诚恳地实行德治，并提出九德作为人格德行的品质以及选贤的标准。尧舜之治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德治，孟子认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注：《孟子·离娄上》。）。荀子也认为：“尧舜者，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德顺之。”（注：《荀子·正论》。）在商周春秋时期，关于德治的思想资料也是比较丰富的，据《尚书·盘庚上》记载：“施实德于民”，盘庚是商代君主成汤的第十世孙，在迁都时告谕臣民，主张对民实施真正的德治。“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注：《尚书·康诰》。）这是周公对康叔的告诫之辞，意谓我向往殷先世圣明君主的德治。“顾乃德，远乃猷裕”，（注：《尚书·康诰》。）周公告诫，回顾所行德治，治国之道远大。“经德秉哲”（注：《尚书·酒诰》。）周公告诫，应秉持恭敬之心推行德治。“罔不惟德之勤”（注：《尚书·吕刑》。）周穆王告诫，要勤勉于德治。据《左传》所载：“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注：《左传·隐公十一》。），“德，国家之基也”（注：《左传·襄公二四》。），“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注：《左传·襄公三十一》。），“德以治民”（注：《左传·僖公三三》。），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德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并作为重要的思想引起广泛的重视。从尧舜之治到商周春秋时期，这种注重德治的社会风尚，成为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步入秦汉时期，随着中国封建制的确立，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儒家所主张的德治是历史的选择，儒家德治以尧舜之治为底蕴，继承传统的“有德惟刑”（注：《尚书·吕刑》。）、“德立刑行”（注：《左传·宣公十二》。）的思想，兼采法家的法治主张，援引道家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思想，吸取墨家兼爱尚同的主张，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德治里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治国方略。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作为完善的思想体系，既有哲学基础，又有伦理准则，既突出了关键环节，又阐发了核心内容，在最终目标上又有了高尚的理想追求，从而形成了底蕴雄厚的文化构建。 一、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有一个从哲学的高度立论的理论基石，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之辨，它的表现形式有殷周天命观、自然天道观、理学天理观，天论天命观，还是天道观，以及天理观，都不是孤立地讲天命、天道、天理，而是与人命、人道、人理相联系的，人命是指人世间的命运，人道是指人事之道，人理是指人伦之理。讲天命、天道、天理为人世间的人命、人道、人理寻求哲学上的理论根据，从而为人道服从天道、人命服从天命、人理服从天理进行论证，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即从哲学的高度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研究天人合一的道理。 天命观源于殷周之际，据《尚书》记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尚书·汤誓》。），“惟助王宅天命”（注：《尚书·康诰》。），后世的一些思想家继承了殷周天命观，宣扬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认为人世间的君主奉天之命，代天理政，君权天授。 儒家奠基人孔子在世界本源问题上修正了殷周天命观，但仍然宣扬天命作为人世间最高的主宰，他说：“五十而知天命”（注：《论语·为政》。），“畏天命”（注：《论语·季氏》。）。孔子认为，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它主宰着世界万物的生灭变化和四时运行，也主宰着人世间的得失，承认天命并对天命报着敬畏的态度，孔子的天命观注重修己而体认天命。 汉代董仲舒继承殷周天命观，他说：“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注：《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注：《举贤良对策一》。）“天之任德不任刑。”（注：《举贤良对策一》。）董仲舒认为，天是最高的主宰，人世间的成败得失是天命使然，天子受命于天，禀承天意以治理天下，天任德不任刑罚，君主应当行仁政。董仲舒以天命观论证封建王权的合理性。 总之，殷周天命观认为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君主代天理政，效法天命而行政事，这一切都是出于天命使然，这样，人世间的王权以非人间的神秘力量为主宰，是向世人昭示王权源于天命，这是一种原始形态的天人之辨。 天道观是春秋时期比较流行的思想，“天道盈而不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注：《国语·越语下》。）据《左传》记载：“礼以顺天，人之道也。”（注：《左传·文公十五》。）“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注：《左传·襄公二十二》。）“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注：《左传·昭公十八》。），在春秋时期，天道多指天象变化，并含有推算人的吉凶祸福的迷信成分。后来的自然天道观，其含义既有神秘的必然性，又有客观规律和法则，在不同的思想家中，其含义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天道与人道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