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德治”思想很早就提出来了。甲骨文中已出现“德”字，《尚书·盘庚》篇中多处讲到“德”：“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敕民德，永肩一心”，其意义大体上都是指的一种道德境界。不过，由于商朝统治者一味依靠上帝祖宗神的保佑过日子，对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不重视，所以也就未能对“德”字作更多的发挥。真正提出“德治”思想的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他的“德治”说是通过“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加以阐发的。在他看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皇天上帝对谁都不偏私，只辅佑“敬德”之人。他谆谆告诫以成王为代表的周朝最高统治者，要时时以夏殷“失德而上”为鉴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地操持政柄，像文王那样，时刻抑制享受欲望，“克自抑畏”，不要贪图安逸，不要大兴游观，不要无休止地田猎，更不要聚徒狂饮，而是要不断加强个人的修养，在道德上成为万民的表率。为此，必须贯彻“任人惟贤”的原则，各级执政人选坚决摒弃无德无才的“谶人”，选取“克明俊德”的“吉士”、“常人”，从而达到“劢相我国家”，“以觐女五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尚书·立政》）的目的。为此，还必须“保民”和“慎刑”，要“闻小人之劳”，“知稼穑之难”，（《尚书·无逸》）关心百姓的疾苦，使之过上温饱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思想界空前活跃，形成了犹如小山乍裂、波洪起涌般的“百家争鸣”思潮。儒、墨、名、法、道、阴阳、纵横、杂、农、兵各派，互相辩诘，异彩纷呈，在政治思想方面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资料。春秋末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继承周公的“德治”思想，提出了“德政”的理念。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他特别强调国君道德人格的榜样力量：“正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因此，国君应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严于律己”、“薄责于人”、（《卫灵公》）“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的仁人君子。在强调君主的道德人格的同时，孔子也十分重视对所有人的教化作用，要求以“德”为先导，以“礼”为规范，化导百姓，使之成为自觉接受统治的顺民。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孔子发挥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将“保民”、“惠民”、“恤民”、“养民”、“富民”作为“德政”的重要内容，要求给百姓以看得见的实在利益。孔子的“德政”思想也包括“任人惟贤”的内容，提出“尊贤而容众”，实际上是各级执政人选的道德和能力要求。当然，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刑的作用，他认为“为政”最理想的运行原则应是“宽猛相济”，对那些敢于反抗统治秩序的百姓必须“纠之以猛”，用刑罚使他们惮于反叛。 孔子死后，在战国时期产生了两位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他们进一步丰富了“德治”思想。 孟子的“德治”思想是通过“仁政”阐发的。他发展孔子“仁”的学说，将“德治”表述为“政在得民”的“仁政”与“王道”。其思想的核心是民本，即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他强调教化的作用，“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而得民心的关键是当政者“以德服人”，这就要求当政者首先是一个仁人君子，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梁惠王上》）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在“教民”的前提下“养民”，给民以相当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同时还要“省刑罚，薄赋敛”，使“黎民不饥不寒”，百姓的物质生活有了保证，教化的功能就更能显现出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百姓就会上下协和，“王道”也就实现了。孟子“仁政”思想的最闪光之点是他认为推翻“虐民害物”的暴君暴政是正义的行动，所以他大力赞扬“汤放桀，武王伐纣”。“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桀，未闻杀君也。”（《梁惠王下》） 荀子的“德治”思想着重阐发了“重民”与“尊贤”的理念。他第一次以舟水比喻君民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王制》）由此他提出“爱民”、“利民”、“惠民”、“裕民”、“宽政”等一系列主张，并认为这是社稷长治久安之本，他说：“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君道》）在“治人”与“治法”的关系上，他强调“治人”的作用：“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王制》）他要求国君与各级执政人选都应是品德高尚、能力卓越的君子，所以必须打破世卿世禄的制度，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无德不贵，无能不官”，（《王制》）“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道》）“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 被称为“杂家”代表作的《吕氏春秋》中亦有较丰富的“德治”思想，它始终把“德政”放在首位，强调教化的作用，“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吕氏春秋·义赏》）而“德政”的内容则是“怜人之困，哀人之穷”，“爱民”、“便民”、“利民”、“信于民”。对民虽然“威不可以无有，而不足恃”。（《用民》）但是由于统一中国以后的秦始皇实行的是严刑峻法的治国原则，“德治”的理念完全被摒弃，结果是“二世而亡”。有鉴于此，代秦而起的西汉皇朝朝野上下形成了持续很长时间的反思秦亡教训的思潮。在此背景下，“德治”思想再次得以高扬。黄老学派的陆贾尖锐指出秦朝速亡的原因是“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提倡“遵取顺守”、“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他的“德治”思想表述为“行仁义，法先主”。文帝时的青年思想家贾谊，以“行仁义”、“兴礼乐”来归纳自己的“德治”思想，其对“重民”的阐发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思想家。他对“民为国本”、“民治则国安”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