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科学成果在技术应用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家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注：［美］海伦·杜卡斯、巴纳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这段话，如果出自一个“人文学者”之口，也许会被人认为是“多愁善感”或者“学科自我中心意识”，但由于出自爱因斯坦，人们就不得不深入地去思考一下它的涵义。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的不少学者不仅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也为发现和选择“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例如，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就是其中的一项积极成果。 一、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反思现代科技的正负效应 关于撰写《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的缘起，丛书主编陈超南在总序中指出，这是“顺应现代伦理发展的新趋势所作的一次探索”。他认为这种探索趋势主要包括：世纪之交变革传统伦理的迫切性，个人权利与社会义务良性互动的重要性，形成全球伦理的必要性，制度、体制、组织伦理相对于个人伦理的突出性等等，尤其是“现代伦理因其社会活动组织化、体系化的特征而在应用层面上出现了具体化、门类化的趋势，又因跨文化研究而出现世界共同关心的若干伦理学热点，它们组成了现代伦理的新景观。”（注：陈超南：《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3页。）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从书》的各位作者综合当代国内外应用伦理学的成果，深入探讨经济、科技、宗教、传媒、环境、性和女性各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并以生动活泼的风格、清新开放的观念推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陆晓禾的《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翁绍军的《信仰与人世——现代宗教伦理面面观》，何锡蓉的《另一片天地——女性论理新探索》，周林东的《奴隶与伙伴——环境新伦理》，夏国美的《围不住的春色——当代性伦理新论》，陈超南的《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周昌忠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 《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共7本，约112万字，把它读下来，通常也是够累的。但是，当我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读完这套丛书时，并没有累的感觉；相反，《丛书》大大开拓了我的伦理视野，我的写作冲动也由此被激发了起来。《从书》比较好地实现了其“顺应现代伦理发展的新趋势”的创作目标。各位作者从各自的角度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探索和论证当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为普及应用伦理观念、推广应用伦理知识、深化应用伦理理论、发展应用伦理学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其中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一书，作者周昌忠以其长期、系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为基础，综合中西方哲学—文化—伦理观的积极成果，在对当代科技社会的道德问题作细致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伦理价值判断，发人深省。 关于《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的主题，作者认为，所谓“科学技术社会的伦理学”，就是“以价值的尺度来审视和衡量科学技术”，即“着眼于科学技术尤其高科技和当代信息技术在社会层面上对人及其生活产生的广泛、重大的深刻的影响。……探讨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引起的正负面伦理效应。”（注：周昌忠：《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5-6页。）对科学技术社会伦理学下价值判断，其基础或者说源泉就是人追求至善的形而上本性。根据这一思路，作者首先考察了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特别是当代一体化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以及科学技术社会的伦理问题，提出了对于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来说，首先应着眼于其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理智主义、功利主义、批判主义的正面效应，同时也把其负面效应作为前瞻性考虑的观点，主张“用人的至善价值制导技术的伦理本质”，而个人“从专业上实现自我价值”，应当从对至善价值的不倦追求中得到升华。 《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一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依据上述观点，从文化、语言、思维、心理、生活方式和艺术六个方面，通过系统和细致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大量关于科技伦理的信息，使读者能够比较充分和具体地了解到：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当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科学技术究竟导致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伦理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伦理观点。同一些只是提出泛泛的伦理信念或进行简单的道德宣教的书籍相比，此书的这种写法在帮助读者深入认识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并由此做出相应的正确道德选择方面，显然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作者在分析科学技术社会中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专业术语和大众话语的关系时，指出科学以人工语言的形态存在，人工语言应用的推广对于认识能力的提高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专业术语占领了大众话语的领地，促使知识价值的确立和提高，促使大众话语的文化结构走向健全和现代化，这是其积极的伦理效应；但这一趋势也包含着消极的伦理效应，如导致作为人文文化载体的自然语言的消退，削弱乃至损害了大众话语对伦理价值的承诺，使交往行为带上工具色彩，引起话语个性萎缩，抑制个人创造力等等，充分体现了此书善于结合实证分析和价值判断的优点。 二、彩色的天平——关注时代的重大伦理问题 李铁映同志在展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时，曾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关注当今时代发展提出的问题，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吸收营养，需要有高度自觉的实践意识的三大任务。就总结当代科学发展的成果这一任务而言，他还强调要充分认识“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在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应用，不仅带来传统产业的换代升级，也为新的经济形式奠定着基础；不仅促进着社会组织系统的变革，也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更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编：《不竭的时代精神——步入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可以说，《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此外，周林东的《奴隶与伙伴——环境新伦理》以规范的学术语言、系统的理论思维，概括了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成果，指出了当代人类文明的缺憾：“虽然早在几百万年前人类就已从动物中分离了出来，但是人类至今尚未能创造出真正适宜于自己生活的合乎人性的环境，无论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还是从自然界角度来看，情况都是如此。”（注：周林东：《奴隶与伙伴——环境新伦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作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类只有真正消灭了人奴役人的现象，才能真正消灭人奴役自然的现象，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注：周林东：《奴隶与伙伴——环境新伦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这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反思科技革命后果、努力把握时代脉搏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