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德治思想，内容丰富，本文着重从治国方略的角度，进行一次再探讨、再分析。“德治”，即“以德治国”。周朝的统治者周公旦已经觉得只凭天命，依靠礼治，政权还不能巩固，因而提出了“以德配天”、“以德辅天”的要求，企图以统治者自己的道德行为，争取民心，求得天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注：《尚书·蔡仲之命》。）正是这种思想的概括和表述。儒家的创始人，孔丘发展了周公旦的上述思想，建立了系统的德治思想，其要点是： （一）为政以德，则天下归之。孔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注：《论语·为政》。），这是对德治可能产生的良好结果的总的描绘。为什么可以取得这样良好的结果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政者，正也，政就是要正人之不正也。如果统治者能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就象北极那样，不动而众星拱之。为政以德，把“德”与政联系起来，首先就是要以德正人。以德正人的办法有二，按孔丘的意思，首先是统治者自己身正，自己注意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注：《论语·子路》。）。其次是以德教育人，要求被治者遵守道德准则，“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注：《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治国方略自身应是合乎道德准则的。这也就是下面马上要讲到的施德政。 （二）施德政。孔丘的“政”还指政制、法刑。因此，为政以“德”还含有国家的政制法令必须是合乎道德的，必须以“仁”为基础的意思。要以仁心去施政，要重民、爱民。而重民、爱民又需体现在惠民、富民、教民的政策上。关于这方面，孔丘有不少言论，有些还在治国思想上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注：《论语·颜渊》。）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藏富于民”的思想。而“宽则得众”的主张，也不失为在运用国家强力上的一种有见地的见解。 （三）导之以德。孔丘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这里的“导之以德”，不仅仅是讲德教，而且是从治理和统治的方法上提出问题。在孔丘看来，统治者虽然可以用政制禁令，以至于刑罚的办法进行治理，但被治者是由于害怕刑罚，而不敢为非的，并不是由于羞耻心而自觉地为善而不为非，因此用政刑的治理方法，不是好的治理方法，因为这种治理方法不能使老百姓有羞耻心，有自觉性。而“导之以德”的治理方法，却可以有更好的效果。它不但可以防止作恶、犯罪，而且可以使民耻于为恶，日迁善而不知。“格”就是正的意思。关于这一段话，朱熹有注解，表述了他的理解：“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注：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按照朱熹这样的解释，孔丘是把政、刑、德、礼四者都看作为治之具，为治之法，但这四者在他的治国之道中地位不同，德、礼是本，而政、刑则是末，德与礼比较起来，“德又礼之本也”。结论是：“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应当说，朱熹是正确地理解孔丘的治国之道的。也就是说，在孔丘那里，讲究治国之道时，虽然不能完全没有政刑，但最根本的应当是德教，用统治者自己的道德感人，用统治者的道德思想教育被统治者，约束被统治者，使被统治者自觉地接受统治者提倡的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以达到社会、政治稳定。可以说，“导之以德”，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四）择官、用人的标准。德治必须体现在择官用人的标准上。关于这方面，孔丘有一整套理论，下面仅举三点：(1)举贤才。孔丘认为实行德治，必须有好官，有人才，其标准是德才兼备，在他那里就叫做“举贤才”（注：《论语·子路》。）。所谓“贤”是指有德者，“才”则指有能者，也就是说，孔丘认为必须选择既有德，又有才能的人为官，以德治国的用人标准，必须是德才兼备。(2)举直错诸枉。孔丘曾在答哀公问“何为则民服”时，说道“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注：《论语·为政》。）这里，“错”是舍置的意思，“诸”是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君主在用人时，用了直臣，舍置了众枉，即各种小人，则人民能服气，反之，则民不服。孔丘还进一步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注：《论语·颜渊》。）意思是“举直错诸枉”用实际的行动树立用人的德才标准，就能使原来不好的人，也向好人学习，变成好人。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真正用贤才，远小人，就能吸引贤人，转化小人，孔丘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条举贤才的途径。(3)无求备于一人。孔丘认为用人应当赦小过，提倡“过则勿惮改”（注：《论语·学而》。），要求“不贰过”（注：《论语·雍也》。），即不重复错误，认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注：《论语·卫灵公》。）他主张选人时应当有“无求备于一人”（注：《论语·微子》。）的态度。即不要求一个人德、才两方面都无缺点。因为这样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观其充分肯定管仲治齐的历史功绩，而不苛责他不死于公子纠之难以尽臣节的胸怀与眼力，也就可以具体理解孔丘“不求备于一人”的用人标准了。 （五）修养。孔丘的道德体系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注：《论语·八佾》。）“爱人”是“仁”这个道德范畴的主要规定性。在孔丘那里，“仁”是众德之名，无论孝悌伦常之德，立身处世之德、外王事功之德、中行之德，甚至狂狷之德，都是由内心之“仁”显发出来的。这已有先验论的倾向。在道德修养上因而强调“内自省”、“内自讼”，认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论语·述而》。）但又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注：《论语·述而》。）因而主张修养，主张学与思想结合的修养方法，重视言行一致；认为观察人，应“听其言而观其行”。（注：《论语·公冶长》。） （六）德、礼结合。除了“导之以德”外，孔丘还主张“齐之以礼”。关于“仁”的概念，除了讲仁者爱人外，又说：“克己复礼为仁（注：《论语·颜渊》。），“礼”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典章制度。孔丘讲的德政，是包括维持这个“礼”的。在他那里，德治与礼治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德治正是维持礼治的思想心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