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伦理学面对新的世界文化图景、新的研究课题，对这些背景和课题能否做出积极的回应和有效的研究，直接决定着中国伦理学在解释生活上的合法性和指导生活上的有效性。伦理学作为实践——精神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只有在思考维度、致思方式、研究视域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实现根本的突破，才能充分发挥它自己应有的而为其他社会意识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伦理致思的三个维度 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中国伦理学进行伦理致思的三个维度。市场经济作为相对合理而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是首先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之后，现已逐步进到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相应地在经济组织方式上发生了由前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后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由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在社会性状上表现为由前现代性向现代性再向后现代性的转变。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使我们处在由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转型时期。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趋势使我们处在与西方相比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结构的交错点上，我们面对的已不再是单一的前现代性或现代性，而是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三种性状的相互交织，因此，此三种性状乃中国伦理学进行伦理致思的三个维度。由此决定，中国伦理学必须具备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三个特征。历史性要求我们必须借鉴西方在近代为着建立和发展现代性而全盘批判前现代性的一切伦理资源以至全部弃掉所造成的后现代性之伦理价值的缺失的教训。伦理道德作为人类实践——精神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必有其不可去掉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前市场经济中，与自然经济或农业经济相一致，伦理道德主要是在家庭伦理、原始宗教、风俗习惯和政治权力基础上发挥其作用的。严格地说，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伦理范型是很难直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前市场经济中的伦理范型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就没有了任何可供开发和利用的价值，恰恰相反，基督教伦理中的人文关怀、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意识、儒家价值体系中的交往伦理等等，不仅是对现代性之片面性的批判，也是对这种片面性的超越。当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要格外关注现代性。现代性是与合理性、合法性、自由性、民主性和开放性等社会特征紧密相联的。依靠家庭伦理、原始宗教、风俗习惯和政治权力而发挥作用的道德还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他律的约束方式。苏格拉底试图把人们的行为建立在以理性为支撑的道德主体性之上；康德则致力于给出一个道德如何可能的坚实基础——“绝对命令”或“善良意志”。即便是在今天，这种在上帝和政治强制统合已经弱化的情况下，对道德如何可能的追问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说，主体性道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发挥作用的根本前提。 不可否认，西方先发国家借助于市场经济这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建立起了具有自由性、民主性、合理性、合法性和开放性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合的经济伦理范型。然而这种伦理范型往往只具有操作层面的意义，比如制度伦理、契约伦理等等，它们是由等价交换原则决定的并为等价交换活动服务的。具有终极关怀的、反思的、批判的信仰层面的伦理范型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或至少是不成功的。实践证明，人的社会生活是全面的、立体的，除了生产实践之外还有交往实践、生活实践，与之相适应，伦理范型也必然是全面的，除了用以支撑经济活动的伦理之外，还需要交往伦理和生活伦理。“我们的道德生活是一个整体”、“伦理学是一种人类精神”[1](P10.P8)。生活层面和信仰层面之道德价值体系的缺失，使西方的现代性走向了片面性，几乎所有的合理性、合法性都变成了技术、功利的合法性，现代主体性变成了没有限制的一意孤行的合法性，“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使人们把环境视作没有自身价值和权利的因而可以任意攫取的存在物；“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泛化使“功利”变成了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一切存在物的合法性都要在技术理性面前受到审查；一切存在物的价值都要依照功利价值来进行计算。可以解构一切又合成一切的技术理性使一切都变成了客观的物质过程，科学理性的这种祛魅过程使一切都没有了被神秘化的余地，一切都无所遁其身。在人的生活上表现为信仰活动的世俗化和生活内容的片面化，需要结构平面化，精神需要边缘化，伦理尺度隐匿化[2](P25-50)。这就是后现代的重要特征。后现代性不仅是西方学者对现代性所造成的片面的社会后果的描述，更是对这种片面性的批判与超越。由前现代性到现代性再到后现代性，在伦理结构上表现为人类在伦理生活上从信仰层面和操作层面的原始合一到信仰与操作的分离再到信仰与操作的历史统一的心路历程。美国当代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以《造寻美德》为题所做的理论探讨，正是这种追求的艰苦努力。因此，世纪之交的中国伦理学缺少了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致思维度，要想合理地解释生活和有效地指导生活将是不可能的。 二、伦理致思方式的转换 伦理致思方式包括提问题的方式和研究问题的视角两个方面。提问题的方式又分为“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怎样可能？”三个方面，通俗地说也就是“根据”“（价值根据与历史根据）、“条件或要素”（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操作”（运作机制和运作规律）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