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关于“以德治国”的问题其实讲得很清楚，在现代中国，德治与法治都很重要，二者不可偏废（注：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然而，有些人或许是对于德治与法治的理解产生了歧义，他们担心倡导德治有可能会影响到法制的权威性。一个本来并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种担心实际上在理论上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如何评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德治的实际社会政治价值究竟何在？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略作分析，以区区之我见，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历史上“德治”的缘起及其基本内涵 德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命题之一。从文化的源头而论，甲骨文中已有德字，但是其本初的含义难以确定，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将德字用于“道德”或为后起之义（注：请参阅拙著《政德志》，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殷商时代，德的概念已经被用之于指称政治，如《尚书·盘庚》：“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显而易见，这时“德”的内涵已经不是简单的社会伦理意义，而是被用于表明一种“统治的方式”。其后，经由西周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周公和儒学宗师孔子的传承与倡导，“德治”被统治者们视为较之“法治”更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政治主张，运用“德”的概念来指称或表明政策原则和统治方式逐渐形成了传统。自兹以降，千百年来，人们经常引用的孔子的名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 然而，德作为一种文化存在，何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伦理意义，而且更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统而言之，在中国先民的观念中，德的内涵上达天道，下通人心，中及世事，涵盖着所有的道德规范，因而对于全社会有着广泛的约束意义。 “上达天道”是说，自从周公提出了“惟命不于常”，以德作为君主秉承天之大命，主宰天下的必要条件，德就与天道有了密切的联系。在传统文化中，一般是以圣人的名义，通过德的中介，沟通人事与天道的交往。比较典型的表述如《易·乾卦·文言》：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依照古人的比附循环逻辑，既然德可通天，于是天亦有德。如《大戴礼记·四代》：“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谓三德。”卢辩注：“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敏德，人道曰孝德……夫学天地之德者，皆以无私为能也，动而乐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广狭矣。自余礼义忠信以下，皆为人德。”（注：《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注。）再如汉儒董仲舒也说：“阳者天之德”（注：《春秋繁露·阴阳义》。）。这种认识是很普遍的，虽然具体表述不同，但他们都认可“德”并不只是人类社会自身才具有的行为规范，而且是天道的运行规律或某种属性的体现。这样一来，德凭借着与天道的沟通而在认识上具有了极强的权威性。 “下通人心”指的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明确地以德来规范人的本性。譬如孟子提出了性善说，要人们修养自身固有之德，由内及外，推而广之。荀子主张性恶论，要求人们“化性起伪”，改恶为善。此后，有汉儒的“性品说”，宋儒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等等。这些有关人性的理论在具体的表述上颇有差异，不过在德与人性的内在联系上并无歧义。他们都认为，认识人性，改造人性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性在道德上臻于完美之境，这种认识促使德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实际生活中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相通相连。 “中及世事”是说，德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内涵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大史克（里革）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杜预注：“处犹制也。”孔颖达疏：“既有善德，乃能制断事宜，故曰‘德以处事’。”《易·乾卦·文言》：“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德被古人视为处置事务，制断事宜的行为规范，成为判定人们社会行为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具有强烈的弥散性，是人们沟通“天道”和外部世界，审视自家本性和为人处世不可或缺的行为依据。这种特点必然会促使德向着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弥散渗透，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使得道德向着政治的全面浸入成为可能。 那末，何为“德治”？我们将如何评估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呢？如果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着眼，德的政治定位大体上可以归纳出五个方面。 其一，道德是立国之本，也是一代王朝的祸福之本。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提出了这一认识，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说：“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晋国的范文子则说：“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注：《国语·晋语六》。）这些认识被后世的儒学所继承，以德为本的认识贯穿于儒学经典之中。如《礼记·大学》：“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