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似乎自有了高于一般动物的理智以来，就喜欢（也需要）去寻找事物的原因，刨根究底，总想对不同的现象直至其所寄寓的整个世界找到一个终极的答案或界说，尤其是一种简洁而明了的答案或界说。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在不断地思考自然万物，也思考人自身，并把它付诸文字。现有的有关文献表明，古人很早就开始追问：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这样？人总想透过种种复杂的现象探知这些现象背后是否有某种最根本的东西，人也总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种种复杂的现象。 也就是说，人们总想探究：人最根本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这样？人们总希望有一个简洁而明了的答案，总希望有一个简洁而明了的界说。用现在的哲学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探究，一种“形而上”的思维。而正是这种“形而上”的思维，使得人性问题得以提出——人性是什么？人性如何？ “人性”一词，按字面去理解，就是指“人之性”。要想知道“人之性”如何，那么就得首先明白使用的语词——“性”的含义如何。因为，明白自己所使用语词的一般含义或特定含义，就能使人对语词所指称的语义对象有更清楚的了解。 “性”字，荀子解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1]（《正名篇》第二十二，412页），“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1]（《性恶篇》第二十三，435-436页）子思解为：“天命之谓性。”[2]董仲舒解为：“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3]（《洞察名号》第三十五，171页）王充解为：“性，生而然者也。”[4]（《本性篇》第十三，140页）可见，“性”字最初的含义简单来说就是指事物的状态、情况，或说质性、特点等。当然，先秦的“性”字可能主要指人由心理作用开始而表现出来的种种状态和情况，所以《康熙字典》载有“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有是理于心方名曰‘性’”[5]的说法。既然“性”字是这样一种含义，那“人性”或曰“人之性”就是指人所具有的状态和资质了。那么，这种状态、资质又是什么呢？会怎样呢？能不能给一个简洁而明了的语言叙说呢？只要人的思维和语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对人性作一个简洁明了的形而上之语言叙说是可能的，但关键是怎样的一个语言叙说和语言界定。 二 孔子在《论语》中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6]（《论语·阳货》，53页）的话，但他并未对人性作直接的论述和界定。据有关学者分析，《论语》、《中庸》、《老子》、《庄子》等著作中的“性”字，指的主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所谓“生之所以然者”[1]（《正名篇》第二十二，412页），那时他们并没有对人性作理论上的深入分析和价值角度的判断。[7] 中国思想史上所开始的人性是善还是恶的争论，见于《孟子》的记载。《孟子》记载告子说：“生之谓性。”[6]（《孟子·告子上》，116页）“食、色，性也。”[6]（《孟子·告子上》，116页）“性无善与无不善也。”[6]（《孟子·告子上》，117页）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6]（《孟子·告子上》，115页）对此，孟子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6]（《孟子·告子上》，115页）又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6]（《孟子·告子上》，117页）他还说进一步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6]（《孟子·公孙丑上》，78页） 孟子的性善论作为儒家的正统思想，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以至宋代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就云：“人之初，性本善。”[8]然而和孟子相反，荀子认为人性为恶，而非为善（当然荀子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他的根本观点是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性恶篇》第二十三，434页）他论证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1]（《性恶篇》第二十三，434-435页）荀子的门徒李斯、韩非子等，是性恶说的支持者。尤其韩非子，更是坚定地认为人性本恶，并由此不遗余力地主张用严刑峻法来安民定国。 从善恶的组合上来说，有性无善恶、性善、性恶诸说，那么就还有性兼善恶之说。主张性兼善恶说的代表人物有周代的世硕，汉代的董仲舒、扬雄、王充，唐代的韩愈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记载：“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4]（《本性篇》第十三，132页）董仲舒则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之说附合到人道之说，形成一种比较周详的天道人道观。他说：“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衽，与天道一也。”[3]（《洞察名号》第三十五，172页）又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3]（《洞察名号》第三十五，页173页）也就是说，一分阴阳，阴阳合一，人性含有善与恶的两种潜在因素，或现其阳为善，或现其阴为恶。扬雄观点同董仲舒，他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9]（《修身卷》第三）韩愈的人性观是性三品说，他在董仲舒提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的理论基础上，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种可相互转化的道德层次。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6]（《原性》）而王充，则干脆说有三种人，有的善，有的恶，有的善恶兼有。他说：“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4]（《本性篇》第十三，142-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