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道德思想中有一个颇为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重“忍”，民间广泛流传着《忍经》、《百忍图》和《百忍歌》，严复认为这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区别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所谓的“中国美谦屈，西人多发舒”[1]正言此。而对“忍”的评价，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思想家们，多持否定性态度，甚至猛烈地批判。如严复“中国美谦屈，西人多发舒”之对比，就意在揭示中国“美谦屈”的不是，而陈独秀则有更尖锐地抨击：“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论空无，……充塞吾民族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2]近来更有论者认为“忍”标志了中国古代“主体性沉沦”[3]。这种否定性认知，使“忍”几乎与阴暗的奴性和颓废画上了等号，也几乎成为封建毒素的同义语。历史语境中的“忍”，固然也含有消极的“忍气吞声”的意思，不过这主要体现在“为人臣下者，……有怨而无怒”[4]的封建等级关系中，但是它也包含了诸多积极成分，若不加分析地将“忍”与奴性等而视之一概否定，是不妥的，这将遮蔽“忍”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正面价值，本文拟就此略加论述。 历史地看，“忍”德是先民基于对自然法则的理解，对社会人事的洞察而总结概括出的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价值选择，其间蕴含了我们民族许多优秀的精神品质和思想智慧： 1.“忍”表现了我们民族吃苦耐劳的优秀品德。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而农耕社会的生存挑战是非常尖锐的。这一是由于农作的艰辛。农业在古代世界是重体力劳动，故农耕一直有“力田”之说，农民的处境很艰苦，《汉书·食货志》有这样的描述：“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二是因为生存资源的短缺。农耕时代生产力不发达，加之农业生产周期长，又严重依赖天时，所以社会的有效供给常常难以得到保障，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之说，就显示古代世界时时存在的资源危机。三是缘于频发的天灾人祸。古代中国战乱不断，灾害横生，有所谓灾荒之国的称号。与此天灾人祸相伴而生的，往往是“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5]，家破人亡，甚至是“炊骨”以及“人相食”的惨剧！不难想像，当时人民的生存何其艰难。汉儒鲍宣所谓人民有“七亡、七死”[6]之痛楚，就生动揭示了民生的窘迫。面对如此沉重而巨大的生存压力，揭竿而起固然也是一种回应，但显然那是一种极端的、非正常的选择，而作为芸芸众生的常态的应对，则无疑要忍耐再忍耐，吃苦再吃苦，坚韧再坚韧。庄子所描绘的圣人“股无胈，胫无毛”[7]，《菜根谈》所宣扬的“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百忍歌》所谓的“能忍夏不热，能忍冬不冷”，正映现了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换个角度来看，“中国美谦屈”正是为了应对和承受如此尖锐的生存挑战，也因此，“忍”包含有不畏任何苦难、不怕任何磨难的顽强品质等内容。事实上，在风雨如晦的生存环境下，若没有含辛茹苦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恐怕连生存下去的希望也会破灭，更遑论创造灿烂的古代文明！ 2.“忍”也体现了人与人的一种宽容与谦让精神，即“礼主其谦”。所谓“谦”，其本质即是超越自我中心、承认与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权益。在人我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常常退一步，先人而后己，此也即如孔子所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中国古代“忍”的一大要意也正在此。对他人的宽容谦让，可谓是远古传统的美德，如《尚书》的“帝尧……允恭克让”，《周易》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老子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8]等等，都显示了一种礼让、谦逊的价值取向，这在儒家文化中尤其突出。高扬人的价值，并主张“仁者爱人”的孔子，其“仁学”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宽容的情怀。《论语》中充满着“爱人”、“惠人”、“恕道”、“成人之美”、“以德报怨”、“不念旧恶”、“礼让为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类的说法，都充分凸现了这一点。荀子完全继承了孔子待人以宽、责己以严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偶视而先俯”之论，其要义即是“君子之度己则以绳，待人则用抴”[9]，意即宽待人、严律己，因为文中“抴”之意为舟楫，所谓“接人用抴”，即为与人方便，体恤、照顾他人。而“度己以绳”，意即要中规中矩的严要求。荀子下面这段话就更为明白地阐释了这一意蕴：“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10]受此宽以待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代人伦日用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宽厚为正的民风和崇尚温良敦厚的道德诉求，即如明儒薛颙所说：“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11]前人的家教、家训中充斥了这一内容，如“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12]，“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13]，“待人宜谦光”[14]等等。清人张英的一首诗也非常著名：“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不容否认，“忍”的指向是内敛、自抑的，但其间厚责己、宽待人的价值诉求，却也同时含蕴了对他人的礼敬，甚至是敬畏，其所表现的与人为善，实也显示了一种包容的胸襟和宽容的情怀。 3.“忍”也含有屈而后伸，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内涵。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崇高的责任意识，使儒家极为注重人格的锻炼与培养。孔子弟子曾参说过：“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5]文中的“弘毅”，所指称的正是一种杰出的人格；而要锻造出这般优秀的品质、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先哲以为不经过一番磨难和磨砺，是不可能实现的。孟子曾经这样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6]惟有如此，才可培养出威屈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刚毅不拔的弘毅品格，也才能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后来的《菜根谈》则循孟子余绪而提出了“横逆困穷”说，“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不论是“苦心志”还是“横逆困穷”，其所提倡的都是一种对苦难和挫折的忍受，是一种不被困境所压倒的勇气和毅力，由此所透视出的“忍”，实是先儒设计的一种为追求“外王”大业而反躬自求的“内圣”功夫，是一种寓意深远的人格自我锤炼法。孟子“动心忍性”一说就揭示了传统文化中“忍”的一大要义正在“曾益其所不能”上，在于诉求一种人格的弹性张力、一种坚韧性，其退让不是出于惧怕和胆怯，而是出于更远大的目标与使命的考量，并为此而无怨无悔地忍受当下的屈辱与磨难，即“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17]。这种忍受形似懦怯，但其底蕴却是明确的人生信念，刚强的人格精神和强大的抗打击能力。史籍中所谓的“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岂与琐琐者校乎”[18]以及“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19]等，都鲜明阐示了“忍”的先屈后伸之意。宋大文豪苏轼于此体悟尤深，他在《留侯论》中就甚为典型地揭橥了“忍”的屈而为伸的意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正因为“忍”所包含的人格、意志、理想的价值诉求，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忍”又被视为英雄本色，是受到礼赞的举止，如郑伯肉袒请罪，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忍胯下之辱，皆是千古传为美谈的英雄故事；反之，如果不能“隐忍就功名”，交焉而争，睽焉而斗，则被目为逞少年刚锐之气的“匹夫之勇”、“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代豪杰项羽，兵败乌江、自刎绝命，就被视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典型。“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20]诗人于此也多有咏叹，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诗意惋惜项羽过于绝决，而未能坚韧用忍。在诗人看来，“忍耻”决不是懦弱，相反，恰是大丈夫的英雄本色。清人何士瑄的《项羽》之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绪：“忍辱从来事可成，英雄盖世枉伤神。但知父老羞重见，不记淮阴胯下人。”从此也可推论，如果一味以“形如委衣”的无奈与认命，以噤若寒蝉的低目顺眉来解读“忍”，不仅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也是一种曲解和误识，因为在历史语境中，“忍”实深含有为了未来的理想与抱负、为了成就一番伟业而甘愿承受眼前的困厄，顽强不屈，奋进不止的韧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