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为抛砖引玉，本文仅就经学对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及其作用作些初步的分析。 一 中国古代的孝忠观念源远流长。一般来说，孝的观念的产生颇早，它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所谓“孝道”形成的产物。孝的内涵最初是指“敬老”、“尊亲”和奉养父母等，主要用于规范亲属关系，特别是父母关系。《说文解字·老部》云：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忠的观念产生较晚，有忠君、忠于国家、忠于朋友等内涵，是进入文明社会后所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子百家的重视和研究，尤其是儒家的极力倡导，这时的忠孝观念已基本形成了“孝亲”、“忠君”的共识，并成为两个最重要的政治伦理观念。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孝经》便征引孔子说：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 再如《荀子·礼论》，“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又《韩非子·忠孝》说：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但是总的来看，这时的忠、孝观念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离，而且孝亲也明显重于忠君。 西汉王朝建立后，为巩固统治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高祖刘邦在思想上竭力强调忠道。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就是对于丁公、季布的不同处理。丁公与季布乃异父兄弟，在楚汉之争中都是项羽麾下的大将。季布对刘邦曾穷追猛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令高祖恨之入骨；而丁公则手下留情，使高祖免于危难。然而刘邦称帝后，却赦免了季布，处死了丁公。《汉书·季布传》载： 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汉高祖将仇人赦免却将恩人斩首的做法，从道义上讲完全是恩将仇报，也可以说是一种得了便宜反而卖乖的小人做派。但是他即位伊始就采用这种无赖手段来提倡忠道，却无疑表明了他对提倡忠道的急切心情。 在提倡忠道的同时，汉王朝也把这时已经被视为“美德”的孝观念运用于统治之中。史载高祖六年，为表现孝道，高祖尊太公为太上皇，便公开下诏说： 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注：《汉书·高帝纪》。） 从惠帝开始，汉王朝还在选举制度上设置了“孝弟力田”科。《汉书·惠帝纪》载，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汉书·高后纪》载，元年春正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在高祖之后，汉家皇帝（光武帝除外）的谥号也都被冠以“孝”字。《汉书·惠帝纪》注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 尽管如此，在西汉前期人们对于忠孝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即以忠为例，当时就有许多人没有把忠君视为最高的伦理标准。据《汉书·郦商传》记载，在诛灭诸吕的过程中，郦商的儿子郦寄曾将执掌北军的吕禄骗出北军，使太尉周勃得以夺取北军兵权，才最终平定了诸吕之乱。然而就像这种决定汉家王朝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许多人却竟然都做出“郦况卖友”的评论。更有甚者，淮南王刘长谋反，汉文帝予以惩治，在押送刘长到蜀郡严道邛邮的路途中，刘长绝食而死，也有人作歌谴责说：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注：《汉书·淮南王传》。） 可见其忠观念的淡薄和混乱。再从孝观念看，这时对孝的理解也仍然没有上升到忠君的高度。在汉初思想家的著作中，我们很少能找到把孝亲与忠君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论述。因此，对理论界来说，究竟怎样才能澄清忠孝观念中的“模糊”认识，以便更好地维护汉王朝的统治，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从有关记载看，汉代经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采用由孝劝忠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在理论上强调“家国同构”，在实际生活中则把孝作为忠的手段，而把忠作为孝的目的。 所谓“家国同构”，简言之，就是把君、父的角色合而为一，使皇帝（后）既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同时又可以成为天下所有人都必须尽孝的父母。关键乃在于：向皇帝尽忠也就等于最大的孝亲，因而如果能在家庭中做到孝亲，那就必然会在朝廷里尽忠。这种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渊源很早，如《尚书·洪范》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至春秋战国时期，所谓忠孝互通的说法已开始比较多地出现。《礼记·祭统》说：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 《孝经·广扬名章》说：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但是这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成为其孝忠观念的主流。直到西汉前期，随着对忠观念的强调和倡导，许多儒生才开始竭力宣扬家国同构的理论。特别是董仲舒，他根据阴阳五行说，把孝忠都论证为“土德”，对家国同构理论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例如，对《孝经》所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董仲舒即阐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