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交往伦理”的理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的伦理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就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并建立了相应的伦理学理论，提出了具有先驱意义的思想。 作为一名日本的伦理学家，和辻哲郎的思考首先是从“人间”这个典型的日语词开始的。日语的“人间（读作Ningen）”一词是用来指称单独的人或人类总体的一个词语。因此，它并不是现代汉语中人世间、人类社会的意思。和辻哲郎的重要的伦理学著作《作为人际之学的伦理学》（日语原文是《人间学としての伦理学》）就是采用日语的“人间”一词来表达的。日语中也有“人”和“人类”这些词汇，但和辻之所以坚持要用“人间(Ningen)”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是因为他强调伦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之中并作用于这种关系这一基本观点。可以说，“人间”是和辻哲郎“人际之学的伦理学”的前提，他关于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思想是其伦理学所以能够成立的基础。 和辻的思考从人与人之间的“间”开始。这个“间”究竟是指什么呢？是空间上的间距，还是时间上的间隔？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时候，是在讲时间问题呢？还是应当第一性地将其定义为空间，所谓先后，是把场所位置规定为原形？还是把时间经过看成前提，和辻在他的另一部代表作《风土》的序言中写道：“我自己开始思考风土性的问题是在1927年的初夏，是我在柏林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时候。以时间性来把握人的存在结构这一尝试，对我来说是极有意思的。但是，虽然时间性作为这样一个主体性存在结构在这里被充分地加以利用了，可空间性呢？为什么同样是作为本源性存在结构的空间却没有同时发挥出作用呢？这对我本人来说是个问题。……这里，我看到了海德格尔的工作的局限。”（《和辻哲郎全集》第9卷，第1页［岩波书店，1981年，以下简称为《全集》］）这段文字写成于1935年8月，我们不得不为和辻的思索具有一种世界性的同步性而感到惊讶。和辻认为海德格尔的局限是过于偏重时间性，海德格尔所说的“Dasein归根结底不过是指个人”。（《全集》第8卷，第2页）和辻的这一结论是否恰当我们姑且不论。当时，海德格尔的这部著作正在逐步获得经典名著的地位，许多人对其崇信有加，而这时的和辻却紧紧盯住它并针对“时间”提出了空间中的问题。对空间性的思考，这在当时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具有先驱意义的。在和辻看来，人在空间性的联系和交往是更重要的，他通过下面的三个论证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1.他我的证明 和辻对空间性问题的思索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例如他的《伦理学》“序论”开篇就写道：“我尝试着把‘伦理学’规定为作为人际之学的第一个意义即是：要使人们从把伦理单纯地视为个人意识问题这种近代思想的谬误中摆脱出来。这一谬误源于近代的个人主义式的人性论。对个人的充分理解这件事本身是近代精神的功绩，而且也具有不容忘记的重大意义。但是，个人只不过是人类存在的契机之一，而个人主义却要用它来取代人类全体。这种抽象性是全部谬误的根源。作为近代哲学出发点的孤立的自我观点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全集》第10卷，第11页）在和辻看来，“人类存在”的另一个契机就是作为“世间的”人的“性质”、“人的在世性或者称之为社会性”。（同上，第22页）和辻在这里说的“近代哲学的出发点”即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么，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所谓方法上的怀疑论使事物的哪些信息丧失了呢？ 笛卡尔为他的怀疑方法寻求到的可靠基础就是“我思”即“自我”的原理。笛卡尔对不确实可靠的事物加以怀疑，对确定的事物进一步追问，这些追问本身就具有深远的学术意味。而在和辻哲郎看来，这种追问“是作为一种学者们之间的追问而历史地社会地发生过的，而不是某人在只有他独自一人的情形下发出的追问。这样看来，在‘自我’的确实可靠之前，那些追问什么是确实可靠的这类问题的学者们的交往关系必须是确实可靠的。”（《全集》第9卷，第135页）学术总是以“研究探讨性的交往关系”（《全集》第1卷，第32页）为前提的。一切学术问题都是以能够进行研究探讨的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便是笛卡尔式的对确实性的追问，那也是“作为实践性行为关联的社会”即“人际交往关系”在先，而追问在后。 2.主体与身体 那么，在“日常的实践性关联”中，“我”的意识体现在哪里呢？笛卡尔的思维作用涵盖了看、摸、怀疑、想像、思考、爱、憎的功能的全部。“然而日常生活中说，我看见你、怀疑你、或者我爱你，即是‘我意识到你’的状态”。在日常中，“我思”的功能通常完全是指向他人的。这样，在日常性的生的平台上，“我”的意识就成了被复数的他者深刻浸染过的存在了。（同上，第73页） 这样的情况并不仅限于与特定的亲密他者之间的关系。例如，“轻轨列车中有许多其他的乘客，这件事就全面地规定着自我的意识。”无关也是一种关系，假装不感兴趣反而是一种高度意识到他者的关系。“轻轨列车中的自我意识”是受到“作为乘客的一定的态度”，也就是共同乘车的多个他者的浸染和规定的。（同上，第74页）比如说，趁对方不注意瞄一眼对面坐着的乘客，甚至是故作不注意对方的样子，这些举动都是“受会被对方看到这个事限定的”。上述情况“就不仅是单方面的作用，而是相互作用的关联”。（同上，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