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战后道德教育基本轨迹的历史回顾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麦克阿瑟为长官的盟军最高司令部迁居东京，开始了由占领军对日本实行直接统治的军事占领政策。为了解除日本的武装，实现非军事化，清除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影响，确立民主主义，麦克阿瑟接二连三发布命令，对日本旧有的教育体制实施全面变革。9月15日，文部省发布了新的教育方针，即为了帮助新日本国家的建设和贡献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要废除服务于战争的军国主义和极端狭隘的国家主义，实施建设文化国家、道义国家的文教政策，以培养对国家、社会具有严肃责任感或奉公心的人格优秀的自由国民。12月31日占领军最高司念部发布命令：禁止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教育，停止讲授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这三门课程。战前的日本，学校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这三门课程尤其是修身课的讲授来进行的。文部省为了解决停授修身课后的学校的道德教育问题，在《教育基本法》颁布前，制定了“公民科教育案”，提出以具有综合性的“公民科”来代替战前的修身科。在《教育基本法》颁布后，决定在中、小学新设“社会科”，强调“社会科”应担当道德教育的任务。但是，由于无论是“公民科”还是“社会科”，都有明显的主智主义倾向，因此，可以说修身科停止后的日本学校的道德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战后日本道德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巨大转变，带来了人民道德观念的混乱，使很多人在道德信仰上发生了严重危机，苦于无处寻找实现个人解放和民主化的人生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存在主义伦理学、适用主义伦理学、人道主义伦理学、分析哲学伦理学以及日本新伦理思潮等诸多流派都活跃于日本社会之中，竞相争夺地盘，使日本道德思想领域呈现出纷繁杂乱的局面。对此，不少教育工作者在切身体验中深有感受，强烈要求教育部采取紧急弥补措施，以解决道德思想领域停授修身课后的学校道德教育问题。也有一些富有时代、民族责任感的民间道德教育家，对于一时曾在日本成为时尚的盲目尊崇外来伦理文化，一味排斥本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象感到担心，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外来的道德价值观念，只有与日本国民性相容，才能移植、成活在日本国土上。他们通过对人类历史、现实的回顾、观察与思考，尤其是通过反思日本民族近代的伦理道德观，深信符合于日本国民精神、民族风习的，还应是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日本传统道德，但需要适应于新的形势加以认真的改造，需要摄取西方民主主义道德观的一些成分。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努力构建自己的道德思想体系，出版发行杂志，创建民间道德教育组织，希望能为战败后的日本人民提供精神支柱，指明新的人生道路。日本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创始者丸山敏雄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在深入探讨日本古代道德思想和宗教道德的基础上，通过对旧道德束缚人的思想、压抑人性、脱离平民生活等弊端的批判，形成了自己的以“纯情”为基本原则，以“明朗”、“爱和”、“喜劳”为道德准则的“纯粹伦理”，并创立伦理研究所，开设“家事相谈所”，重点在东京、关西、九洲等地开展实证、实践伦理的活动。 1952年4月，日本国同联合国签订的讲和条约开始生效，使日本摆脱了军事占领政策，恢复了国家的自主权。日本获得了独立权后，在反思占领政策中认识到，占领政策淡化了国民的民族自觉和爱国心，要求采取强化学校道德教育的方针。但是，修身课并没有马上得到恢复，只是在1955年修订的《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中认可了道德教育的特殊地位。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国民尤其是工业界、教育界人士的严厉批评。于是，到了1958年经多次审议，文部省决定在学校教学中设置“道德时间”，由年级辅导员担任讲授任务，而且编写、出版了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道德篇》，对道德教育的主旨、意义、目标、内容、方法及其注意事项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从1958年至1965年间，日本的学校利用“道德时间”进行的仍然是战后以来的那种基于民主主义个人本位价值观的伦理道德教育，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社会道德问题的增多，它同家庭、社会中的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冲撞呈现出日益激烈化趋势，社会上要求变革道德教育的内容，强化道德教育，培养适应于现代工业社会的道德品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66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题为《期望的日本人》这一文件，从个人、家庭成员、社会成员、日本国民等不同角色，提出了对理想人格的品质要求。文件中指出，现代日本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经济繁荣的社会中，应谋求人性的向上和能力的开发，不应流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应放眼世界，处置政治、文化等社会问题，等等。但是，由于日本一直醉心于经济的高度增长，到了70年代末期，又开始倾心于“技术立国”战略，致使在这个战后崛起的经济大国里发生了道德教育的严重荒废现象。 二、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得与失 日本战后道德教育是一个由学校道德教育、家庭道德教育和民间社会道德教育等多层次内容构成的统一体。从其历史的演变和现状分析中来评价它的得与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然而也有易于达成共识的明显之处。 首先，民间社会道德教育的成功，是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得”的主要表现。战后初期，是日本民族道德发生深刻危机的时期。人民大众对传统道德和生活方式丧失了信心，甚至把其与战争灾难联系在一起而无比憎恨。同时，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道德乘军事占领政策的威力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蔓延。但是，占领军在摧毁了战前的国家主义和军事主义之后，并没有把日本改建成为一个符合西方民主理想、价值观念和习惯的国家。占领政策一结束，日本便按照自己的传统，重新建立起了日本式的经营组织和经营管理制度，重新振作起了民族精神，迅速跨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里所说的作为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因素的日本民族精神，既不是战后日本社会提倡、流行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不是战前的军国主义，而是以崇尚企业集团主义、协调竞争、勤奋工作、敬重恩情为主要内容的日本伦理精神。这种带着浓厚传统色调的日本伦理精神之所以能在战后得以弘扬，与如前所述的像丸山敏雄那样的民间教育家开展的道德教育活动有着密切关联。日本的民间道德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战后初期，就是在当今的日本社会也显得非常突出，它渗透在大批中、小企业的职员培训之中，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