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个世纪前，康德主张“道德感优先于理性逻辑”，帕斯卡尔也认为“心灵有它自己的道理，那是头脑永远不能理解的”时候，他们还遭受到正统理性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激烈批判。而今天人们对于道德的理解，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远远地超越了康德的时代。摆脱了传统的理性主义，进入用非理性进行思考和解决实践问题的后现代。道德不再是一种柏拉图的理念论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意义上的理性的规定，也不是康德的先天行为的道德律令，而是更多地容纳情感、本能和激情。而传统道德包括现代道德的最大缺陷，就是无条件地服从神性和理性。岂不知神性和理性至少在当代已经成为过时的传统。任何传统都是人类历史发展总过程中一个自我否定的环节；而且正是这种自我否定构成推动历史不断发展的动因。 1.现代道德的来源及演变 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古希腊哲学，二是犹太基督教。希腊人给现代道德留下的宝贵遗产有普罗塔哥拉的欲望说，伊壁鸠鲁的自然主义，柏拉图的禁欲主义，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德性论，以及斯多葛主义的理性说。其中理性说，迄今仍然在人类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行为中居高临下，具有绝对权威。今天遍及世界的道德规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理性的形象和内容。它们高举的都是理性能力对欲望的压抑和克制；要求人类作理性的奴隶，而不是要人类自由地在展现其内在本性。使得现实中的人格无一例外地具有两面性，尤其在权力和道德权威面前，这种两面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伪君子们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妇娼”，最有力地证明了传统道德的虚假作用。 基督教神学对于人类灵魂和行为的统治，虽然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长久，但它对人类心灵作用的强烈程度却是无与伦比的。两千多年来，它征服了无数虔诚的教徒；让数以十亿计的人，把一颗纯洁赤诚的心，无条件地交给一个虚设的天神；要人们的心中只能装有一个上帝，拒斥任何其它偶像；完全把上帝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这就注定任何个人只要走进那个神秘的殿堂，就注定要成为宗教信仰的驯服工具。当然基督教的信条中也包含着许多合理性，但它的本质却是为神学统治，为一切剥削制度作辩护。它的原罪说就是要人们盲目地自责自怨、自暴自弃，为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开脱罪责，为那些吃人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犯下的滔天罪行作掩饰，为万恶的私有制作辩解。也正是基于这种掩人耳目的神学道德观，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才确立了一种旨在维护其统治地位牢固久安的道德模型，主张只有统治阶级才是高贵、善良、虔诚和杰出的；只有统治者才可能成为英雄豪杰；并企图通过外部强力的压制达到对世人的普遍统治。 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种消极的否定性压制，还是作为“内部声音”的自我意识对那些无意识情结的抑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都是给人类戴上一个难以自拔的人格面具。这种表面人格，无疑具有一种反道德、反生命的特征。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从来的革命者总是站在“良心”和“内部声音”一边，试图砸碎表面人格的虚伪性，让真实人格和内在良知实现统一；让真实人格构成个性的核心结构和内容，而不是因屈服于外部强力而变成千人一面。所以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不仅要为表面人格的形成负责，还要为最终导致的人格长期分裂负责。人格的愈合不只是人类未来的关键，也是后现代伦理道德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 很遗憾，由于这种表面人格的长期积淀已达到固若金汤的程度，以至今天，它还像金盔铁甲一样保护着虚假人格的尊严。尽管在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之后，在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招牌下，突出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使道德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较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包含着更多的人性，但是并没有去除旧道德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就是道德作为自我意识的自觉态度或能动的理性行为的产物，未能考虑潜藏于人类体内的无意识倾向和效应。特别是工业化以来，人们虽然高抬了科学和理性，但是却忽视了如何使道德真正摆脱理性构织的罗网，更多地恢复其自然本性的问题。因此，一切旧道德所昌扬的那种出自“杰出人物”或统治阶级的强制、压抑和牺牲，都是没有认识到作为整体的人格和精神的自然需求；都是助长了一种虚幻的道德形式和虚假的意识形态。 今天的道德对于人类文明的维护和进步，早已失去它产生之初对放荡不羁的无意识起到的抑制作用的积极意义，除了充当一种消极的和替罪羊的角色之外，对一切社会问题都显得无能为力。它既不能阻止无数的暴力犯罪，也不能制止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相反常常充当战争贩子引发战争的最紧迫问题。诸如霸权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权力至上、金钱主义、唯我主义、舆论欺骗、政治讹诈、武力镇压、个人专权、贪污腐败、尔虞我诈、贫富两极分化距离的加大，能源、疾病和饥饿对第三世界的威胁，科学研究中的不道德行为等等，都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滋生出来的道德危机或反人道主义。它一如以往的陈旧道德，避开了道德自由的实质性问题。道德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神法，或“一种形而上学的天数，它必须从个人开始，而不是从某种超个人的整体开始。”（注：凯蒂·索柏：《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有关道德的理性标准，都不是也不应该是纯客观的，而应该紧密联系构成人性的潜在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