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其实质来看亦即儒家文化，国民的伦理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酷似儒家伦理 。而“信”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最基本、最显著的伦理范畴之一，因此 解读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信”的伦理观念，探讨它之于当今时代的启导意义自然十分必要 ，这无论对加强我国公众的伦理道德修养，推动华夏精神文明的发展，抑或建构国际伦理新 秩序，促进普世伦理环境氛围的形成，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孔子“信”伦理观念的系统分析 据统计，在《论语》中，“信”字共出现过38次，是呈现频率较高的实词之一，其含义用 作“诚实不欺”者24次，用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者11次，用作“使相信”或“使信任 ”者1次，其他用法仅2次。通观其运用的情境，作为伦理概念来阐述的情况达36次之多，足 以说明孔子对“信”特别关注，后人将儒家思想综括为仁、义、礼、智、信，亦能看出其地 位和重要性。 对于孔子的整个道德体系而言，“信”虽然不象“仁”那样处在“德”的核心地位上，但 是在他看来，“信”是言不虚妄、行必求果的伦理常规，离开了“信”也就无所谓“德”， 就谈不上“仁”、“行”和“政”，这是对公共伦理的切身理解和客观判定。因为“信”是 一种普遍的存在，并贯穿于全部社会生活之中。 就“信”与“仁”的关系来看，“信”是“仁”的外部表征。“仁”乃德之根本，但它要 借 助于人际交往中“信”的程度和状态来外显，“信”与“仁”的关系是表与里、形与质的关 系。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可见，“ 孝”、“弟”、“信”都应算作“仁”的表征，这即是说，“信实”在社会上同“尊老”、 “友善”品质一样接近于“仁”。当子张问仁于孔子时，孔子答曰：“能行五者（恭、宽、 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 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不仅孔子这样认为，弟子们亦同样如此。曾参就特别重 视加强“信”的修养，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 乎？”（《论语·学而》）足以说明，“信”是德性修养水平的表现形态和重要标志之一，如 果一个人不讲信用，他就在社会生存中丧失了“立仁”和“显仁”的必备资格。 就“信”与“行”的关系来看，“信”是“行”的基本前提。“信”的作用不仅表现在“ 立仁”和“显仁”上，更重要地还表现在“用仁”或“行义”中。孔子说：“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意思说，人若离开 了信，就不可为人，正象大车和小车离开了輗和軏就套不住牲口从而无法行进一样。孔子 看到宰予白天睡觉，发现他言过其实，于是得出一条重要的察人经验：“始吾于人也，听其 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治长》）认为一个人言行一致守 信用，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正所谓“君子耻于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当子张问 崇德辨惑时，孔子答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显然，“辨惑”是从人的思想行为来考察其仁德的 手段，这反映了“信”与“仁义”的紧密关系，即无“仁义”就不能妄谈君子之“信”，君 子讲“信”就必须遵循“仁义”。正因如此，弟子有若在接受了孔子的教导后说：“信近于 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 就“信”与“政”的关系来看，“信”是“政”的重要手段。孔子的为政志向是“老者安 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其中所强调的为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取得朋友的信任和支持。若作进一步考察，则可以断言，取得百姓的信任亦尤为必 要。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就是 说，即使治理一个小国，也要对老百姓信实不欺，认真做事，不然国家就肯定搞不好。在子 贡问政时，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孔子曰：“去兵。”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显而易见，取信于民乃为政之要道，也是决定国 运的关键所在，如果达不到足以使民“信”的程度，则不宜为政。孔子曾推荐漆雕开为仕， 开答曰：“吾斯之未能信。”（《论语·公冶长》）此时，孔子为他的自明之举深感高兴。自 然，“信”与“不信”所产生的施政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 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因此，他劝导统治者一定要对老百姓守信用，以换取他们的情感和拥 戴。据《孔子家语》记载，子路在蒲做官，按照孔子的教诲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三年后 ，孔子路经蒲地，一进其境，就赞口不绝：“善哉由也！恭故以信矣。”到了蒲城，又赞美 说：“善哉由也！忠信以宽矣。”到了子路的官庭内，又赞美说：“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 ”孔子对子路的成就十分满意，“虽三赞其善，庸尽其美乎！”这里孔子三赞子路，两次提 到了“信”，足以说明“信”在蒲地民众的治理中所起的作用。 应当指出，孔子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教育工作上，其“信”伦理观念更多、更广泛地也 是在教育弟子、培养人才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由于孔子对“信”有着深入的学理研究和切身 的学习感受，所以他断然把“信”确定为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内容，同时还把“信”作为 教育工作者的立教方法。 将“信”视为教育的目标要求。孔子把教育的目标定位在培养“士”亦即君子上，且以毕 生精力致力于此。孔子认为君子的标准之一就是有“信”和守“信”。《论语·子路》云： “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家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曰：‘噫！斗筲之人 ，何足算也？’”（《论语·子路》）显然，君子有三等，“行己有耻”、“宗教称孝，乡党 称弟”、“言必信，行必果”均在其中，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者虽被冠以“小人”（ 这里理解为无显赫地位的普通人较恰切），但仍不失为君子。唯有当时那些浅薄固执的政客 们，作为斗筲之人，是最差的一类，不能算君子。所以，孔子郑重地说：“君子博学而孱守 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 也。”（《礼记·表记》）可见，作为君子的基本道德标准，“信”是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一 种承诺，意欲成就为君子形象决不可“无信”。不难看出，孔子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仅 目标导向非常明确，而且目标体系相当严密，其中达“信”是极其重要的子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