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黑格尔的伦理学分别代表着近代伦理学的两个方向，前者以严格理性的观点来看待 伦理原理，而后者则将理性引入文化与历史的形式中。正因如此，黑格尔才对康德伦理学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哈贝马斯在审视康德伦理学在基本特征和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后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 哈贝马斯认为，康德伦理学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1)义务论的。古典伦理学将与“善的生 活”相关联的所有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而康德伦理学是以一个狭窄的道德概念为基础，它 仅仅涉及到正确的或正当的行为问题。道德判断解释：各种行为冲突如何能根据合理动机化 的认同而得到调解。因而，在康德那里，道德理论上需要解释的基本现象是信条、戒律或行 为规范的应然有效性。哈贝马斯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谈到一种义务论或道义论伦 理 学” （注：Habermas.Erlaeuterungen ZurDiskursethik[M].Frankfurt/Main，1 91.11.12.20～21.21.25.26～27.27.）。(2)认知主义的。康德没有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混合在一起，而是加以区分，在 他看来，应然命题的道德真理性不应被同化为陈述命题的断言有效性。但依哈贝马斯看来， 康德伦理学是在与断言命题的真理性的类比中理解规范的正确性。哈贝马斯说，正是“在这 种意义上，我们也谈到一种认知主义伦理学” （注：Habermas.Erlaeuterungen ZurDiskursethik[M].Frankfurt/Main，1 91.11.12.20～21.21.25.26～27.27.）。(3)形式主义的。作为一种伦理学必须能 够回答，“规范陈述何以建立的问题”。在这方面，康德选择了命令的形式：“不论做什么 ，总应该作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30.）在这里 ，绝对命令承担了论证原理的作用。哈贝马斯说，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谈到康德伦理 学的形式主义特征。(4)普遍主义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一种伦理学断言：这个类似的 道德原则不仅反映了某种文化或某个时期的制度，而且普遍适用时，这种伦理学即被称之为 普 遍主义的” （注：Habermas.Erlaeuterungen ZurDiskursethik[M].Frankfurt/Main，1 91.11.12.20～21.21.25.26～27.27.）。康德伦理学就是这类伦理学。 康德伦理学自提出后，就受到各方面的批判。而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是其中影响最 大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黑格尔的批判涉及的内容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反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在黑格尔看来，既然绝对命令要求与行为准则和义务的所 有特殊的内容相分离，所以，这个道德原则的应用必然导致同义反复判断。 (2)反对康德伦理学的抽象普遍主义。在黑格尔看来，既然绝对命令要求将普遍与特殊分离 ，所以，根据这个原则而有效的判断，仍必须对特殊的本性和当时需要解答的问题的上下文 关系无动于衷，仍必须对个别情况是外在的。 (3)反对纯粹应当的软弱无力。在黑格尔看来，既然绝对命令要求严格将应当与存在分开， 所以，这个道德原则必然难以对道德见解如何在实践中起作用作出满意的回答。 (4)反对纯粹信念的恐怖主义。在黑格尔看来，既然绝对命令要求将实践理性的纯粹要求与 精神的教养过程及其历史的具体形态加以分离，所以，它就使得道德世界观的维护者趋近这 样一种政治，这种政治把理性、统一性作为目标，并且为了更高的目的而同意忍受各种非道 德行为。在这里，“道德变成了通过牺牲个体性而实现善的手段。”（注：Hegel.Werke(2)[M].Frankfurt/Main，1969.289.） 二 如何评判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黑格尔的批判是否适于商谈伦理学？这是哈贝马斯重 点思考的问题。在回答这几个问题之前，哈贝马斯探讨了商谈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的差别。 在他看来，商谈伦理学应归于康德伦理学传统中，因而与康德伦理学有很多共同之处。 康德无疑坚持一种认知主义伦理学。所谓认知主义伦理学，也就是坚持实践规范问题的真 理性能力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之所以是认知主义的，是因为它不怀疑理性的意义和必要性 ，不主张以直观知识否定和降低理智知识的意义和必要性，而以理性和理智为基础建立自己 的原则，即使是个人的情感爱好、欲望之类的非理性的东西，也要建立其合理性的根据，使 之具有普遍性。反之，“非认知主义则认为道德规范是个人或私人的东西，属于纯粹主观决 定的范围，无理性、理由和普遍性可言”。哈贝马斯也反对把情感主义和直观主义作为伦理 学的基础。因此，他有意识将自身置于康德的传统中。在他看来，“所有认知主义的伦理学 事实上都维系在康德的绝对命令中已表达出的那种直观”（注：Habermas .Moralbewuss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M].Frankfurt/Main,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