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性善论的提出，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关于人性问题的长期争论，思想家们对性善论或注 或 释，或针锋相对，或借题发挥，相继出现了性恶论、性三品、性善情恶、天地之性与气质之 性、血气心知说等人性理论。这些论说虽见仁见智，各有所长，但基本上都围绕人性本身作 文章，满足于修修补补，损此益彼。进入现代以来，学界对孟轲的性善论，多以哲学的话语 去诠释，并大多以先验、抽象的人性论为其定性。尽管这一论断不无道理，但如果仅到此为 止，则未能挖掘出孟轲性善论中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这些思想所蕴涵的理论意义。 笔者认为，孟轲的性善论，并不纯粹在讨论人性问题，而是以人性问题为前提和基础，阐 发了一个较完整的自律伦理学体系。本文试图对这一体系作一粗略分析，并揭示其所具有的 理论价值。 一、同类意识：精神自律之根据 孟轲论人性，是以“心善”为叙述起点的：人性之所以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恻隐、羞 恶、辞让、是非等四“心”。此“心”是道德观念的萌芽，孟轲称之为“端”：“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 子·公孙丑上》，以下凡引自该书，均只注篇名）那么，人为什么都具有此四“心”？那是因 为人能意识到人与禽兽之别。在他看来，人与动物的相同之处不是人所特有的属性，因为“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谓性也”（《尽心下》）。尽管人人都有满足感官欲望的天性，但感官欲望的满足主要依 赖于客观条件，依赖自然的造化和恩赐，因而不能看作人性。人之性主要表现为道德的自觉 性，表现为人的能动精神。虽然这些也要依赖客观条件，但主要还是靠人的主观努力，人可 以凭自己的精神能动性来达到一定的道德境界，这是动物做不到的，所以又说：“仁之于父 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谓命也。”（《尽心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孟轲认为应以人与禽兽之别来规定人性。 但是，人与禽兽之别为什么就必然产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孟轲认为，人 与禽兽之别内在地包含有人与人之同，由此就产生了人的同类意识：“凡同类者举相似也， 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告子上》）这种把别人视为同类的“意识”，是人性之所以为善的 最 终根据。因为，可以从“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 ，有同美焉”，推出人“心之所同然”（《告子上》）。这样，受同类意识支配的人，就能以 自己的好恶趋舍本能地推想他人的好恶趋舍：自己喜好的事物，也希望别人同有；自己厌恶 的东西，也不希望加之于人。于是，同类意识萌发出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 。在孟轲看来，由感官需求之同推出“心之所同然”，是必然的逻辑结论。故曰“四心”乃 “人皆有之”。 由于孟轲认为由人的同类意识推出“心之所同然”是必然的逻辑结论，因而他在具体论述 其人性理论时，总是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作为出发点，使人觉得“四心” 是一个先验的前提。实际上，人的同类意识才是孟轲人性论的逻辑起点，它在孟轲人性论的 展开过程中始终隐含其中。由于同类意识，人能悟出人与动物满足需要的区别，能意识到人 应 有人所特有之“则”，能努力将自己的利益需求和精神需要推己及人，如此等等。可见，同 类意识乃“心善”之本，“性善”之源。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孟轲将向善之“心”称为 不思而知的“良知”，将为善之“性”称为不学而能的“良能”。 但是，同类意识为什么必然会导向善而不会导向恶？人人都能意识到自己与别人有着相同的 生理感受和心理需求，并不能保证人人都能行善，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意识到我所 需要的也是别人所需要的，因而别人是我满足需要的障碍。为了自己能趋利避害，为了更好 地和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我就必须限制、阻碍甚至损害别人的利益。如果因同类意 识而得出这样的恶念，然后再以此推己及人，那世界该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其实，孟轲的论 述隐含着这样的逻辑：要想同类意识导向善，要想每个人都能以善念为前提来推己及人，必 须有一种约束机制，这就是人的精神自律。因此，孟轲以人具有向善的心理和为善的能力为 切入口，阐发了他的以性善为基础、以良心为核心、以精神自律为机制的伦理思想体系。在 这个体系中，同类意识始终隐含其中，并对整个体系的展开起着支点和原动力的作用。 二、“心”与“性”：精神自律之能力 精神自律能力由两方面的要素构成：一是人的从善观念，即道德认知能力；一是人的为善 行为，即道德行为能力。在孟轲那里，前者是“心”，后者是“性”。“心”和“性”是孟 轲人性论中的两个核心范畴，它们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心”是“性”的本质属性和 内在规定，“性”是“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性”之所以能行善，是因为有“心” 的驱使和支配，“心”本身就有向善的内在冲动和要求（由于同类意识的作用）；“心”之所 以能为善，是因为有“性”将“心”的要求付诸行动，使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 成为仁义礼智“四德”。不过，在孟轲看来，“心”要比“性”更为重要，因为人要首先知 恻隐、知羞恶、知辞让、知是非，然后才有可能行善。因此孟轲始终把“心”作为他论述问 题的出发点，除了明确申明“仁义礼智根于心”外，还反复强调“心”的重要性，如人最初 的“善端”是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存在的；培养道德品质要经过“存心” 、“养心”和“尽心”三个阶段：只有“尽心”，才能“知性”、“知天”；人不能“陷溺 其心”、“失其本心”、“放其良心”等等。但是，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毕竟是不可分离的 ，知善而不能行善，不可谓真知；行善而不知善，不可谓真善。因此，“心”与“性”这两 种自律能力都必须得到培养，只不过，行善能力（性）的提高是以知善能力（心）的提高为前提 的。因为“性”的行善过程，首先是“心”的自律能力的培养、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 孟轲主张培养自律能力重点应该培养人“心”，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性”的发展和完善， 这种培养通过如下三个阶段得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