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在西方列强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重炮轰击下，被迫开启 了走向近、现代历史的步伐。从此，中国社会历史中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现代性与农民 性、启蒙与救亡等等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一直贯穿于19和20世纪绝大多数时期的中国历史， 制约着中国社会生活的转折、趋势及诸多特点。换言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其最 后的70年里，遇到了以往任何王朝所不曾有的危机和困境，即如何使中国与以西方为代表的 世界“接轨”的问题，这一问题也使过去历代王朝所通行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模式发生了 改变。更令人瞩目的是，千百年来以“替天行道”为特色的传统革命伦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危机并发生了历史转型。 随着西方以“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打入中国的同时，西方精神的主要代表基督教在中国 的传播空前地活跃起来。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古老的文化及官方的儒家学说 的冲击和挑战，在中国的确引起了如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大局之一变”。 （注：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载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第 四 十五页，金陵，光绪乙巳四月编，戌申五月印。）而西方精神和 西方价值观在中国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切入”就是基督教的传播和应用，这一点远远早于中 国对西方其他思想学说的介入或引进。基督教自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当时称为 “景教”），历经波折，流传不广，还时有中断，只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俄罗斯东正 教和英国的新教所代表的基督教宗派涌入中国。由于受到种种局限，最主要的是受到以儒家 文化 为主流的正统意识形态的制约，处在中国近代史开端前后的、在中国流传的基督教大都显现 为其原初形态的、原教旨主义的(Fundamentalist)和普世精神的思想及教派学说。尽管此时 某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理解和引伸是粗浅、朴素、实用和功利性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在中国 近、现代社会历史全面危机的背景下，基督教应用于中国社会生活时所产生的特定影响和特 定作用。 自1840年之后的中国革命，同样面临着与世界“现代化”潮流“接轨”的问题。革命的伦 理、革命的范式、革命的意义和革命的精神等等都与以往有了巨大的不同。这一点主要表现 为近代以来的革命不仅要全力破除当前的政治制度，而且还特别注重于从事革命的救世解说 、革命的未来构划和革命的道德规范等具体工作。这种工作就有可能造成革命伦理本身与基 督教思想和价值在诸多方面的现实的或潜在的沟通或契合。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第一次把基督教的普遍教义与中国近代社会开始之际的诸 多矛盾问题至少是在形式上结合起来了。洪秀全等把基督教作为发动革命、宣传革命和建设 革命的主要思想武器，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应用基督教来改造中国的一次 巨大尝试，当然也是一次巨大流产。今天看来，基督教在太平天国的实践中更多地是用于对 于革命的动员、构想和舆论宣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但 却不可能完全落实于太平天国的实践之中。换言之，基督教只能是太平天国的一种“用”， 而不可能是一种“体”。造成这一点的，与其说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于基督教的粗陋认识和 “修正主义般”的“偷梁换柱”，不如说使太平天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太平天国生于斯、长于 斯的中国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的那一、二十年时间里根本不可能认可基督教的思想和价 值，根本不可能接受基督教的教化和改造，也就是说，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为其一个组成部分 的革命学说和革命实践，没有也不可能战胜或取代当时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例如，曾国藩 在发布声讨太平天国的檄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天国所惯用的洋教邪说是企图摧毁数千 年历史的中国正统文化的伦理纲常。（注：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34—237页，岳麓书社，长沙，1994 。） 基督教对于太平天国的影响引起我们关注和探讨的是它对革命伦理的作用甚至定型上。这 一革命的“天国”、“天朝”、“天王”……，这一革命的男女准则、行为规范、情感操守 和信仰前提……，致使基督教的近代中国化（实质上是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化）不仅仅是带来 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乌托邦的农民革命”实践，而且这种类型的革命伦理甚至革命情结在 日后的中国革命中并没有绝迹，总是显露出某些特殊的蛛丝马迹。我认为，在基督教映衬下 的太平天国型的革命伦理的最大特点就是：理想天国与黑暗尘世的抗衡，农民天朝与农民炼 狱的对立，军事化的农民造反心理与兵营式的现实生活的契合，以天王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 封闭、腐化和愚昧与天王手下子民的禁欲、清贫和牺牲的巨大反差……。 无论怎样，太平天国事件都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契合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基 督教在近代中国历史之初产生出其革命意义和发挥出其革命作用的一个典型个案。似乎在这 一点上，基督教对于处在19世纪中叶的古老中国还没有显得陈旧、过时，这与此时基督教在 西方世界处于衰微过程形成了值得回味的鲜明对照。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基督教并没有 由于太平天国而在中国实现天国的理想，也不可能开创基督教在中国的“新”天地。实际上 ，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农民革命不但对基督教的理解和应用不符合基督教本义，而 且它所为之奋斗的目标无非是建立新的封建王朝，这就决定了这种革命对于基督教的全部所 为还是处于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发挥和农民的封建主义的异化之水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