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在全球化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展开,“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1],在资本主义积极推行的经济全球化背后存在政治陷阱,加入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弊大于利;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加入全球化利大于弊。对全球化的分析难逃利弊二分之窠臼,不能不说是透视全球化的视角使然,即对全球化这一“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固守“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模式而陷入简单的利弊两分。然而,全球化发展的新现实和当代哲学范式的转向都要求从一个新的视角——交往实践观对全球化进行全面透视。 一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从“世界普遍交往”观出发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然而,与上世纪初相比,全球化的性质、结构和趋向正在出现重大转折,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 第一,产业轴心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时至20世纪中叶,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主要是机器—电力大工业,产业轴心即工业文明。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马克思用“世界历史”概念科学指认的,主要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旧全球化时代。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已经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与通讯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知识经济体系。经过一二十年的结构调整与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 第二,结构构成由“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转变。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边缘国家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成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刻分析,列宁就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作出的阐明,其“全球化”格局都建立在两极格局基础之上。新全球化时代的轴心原则是后工业文明原则,其基本结构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在金融资本之上建筑起新的知识资本帝国,成为后工业(后现代)化全球新霸主。发展中国家则进入了工业文明的中期,形成了一个新的“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全球化格局。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由弱到强。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而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是以全球性公司、跨国公司、民族性与多元文化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形成了“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 第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旧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即以民族国家为基点,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武力征服等实体手段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借助全球互联网、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等手段,通过人才掠夺,或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等方式控制全球,造就全球“新殖民”与“新帝国”结构。全球冲突将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文明冲突论”的盛行即为明证。 第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旧全球主义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它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惟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奉为惟一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惟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的,它主张多元文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论、惟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 总之,面对新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确立新的视角并对之作全面审视从而科学把握其本质是新全球化的内在要求。现存的现代主义全球观与后现代主义全球观却难堪此任。 作为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观念,现代主义全球观以启蒙哲学为基础,强调单一主体性、单一中心性和单一尺度,其理论偏向体现为:以国家为基础构筑全球化图景的“基础主义”,即现代化与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宗主国或帝国主义疆土的极大扩张,或将原本分裂的民族国家整合到一个被列强瓜分的世界历史版图;以启蒙哲学为思维基础,将“全球化”等同于“全球一体化,认为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一体化关系正在主宰着世界;以线性决定论思维方法为基础,将全球化概念限定于更狭窄的“经济全球化”范围,而相对忽视文化、科技、政治等因素对于全球化构成的关键性作用;将某一制度体系推崇为全球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因此,现代主义全球观解释视界基本上停留在旧全球主义的地平线上,立足于现代哲学的“主体——客体”对立模式,带有浓厚的启蒙哲学的意味,具有单一主体性、单一理性、单一规范等缺陷,强调一体化、经济化和规范化,而无视多元化、差异化、文化化,不自觉地走向“西方中心主义”与“新东方中心主义”,与新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相悖,亟待变革与转换。全球化研究中的利弊之争即属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