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2)05-0027-04 交往问题与发展问题都是当代学界广泛关注的课题。令人遗憾的是，在经历了20世纪世界大交往和大发展后的今天，学界仍存在着将两者割裂开来，离开交往去研究发展或离开发展去研究交往的倾向。笔者以为，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交往与发展本是两个共生性问题，作为社会历史认知和社会发展实践的必要环节，它们不仅具有历史认识论地位，而且具有历史本体论的地位，只有将两者内在地结合起来实现更高层面的理论整合，才能真正揭示它们的真正内涵和完整意义，把握当代世界交往与发展的根本趋势。基于此，本文旨在打通交往问题与发展问题。初步勾勒出一种以“交往”为总视角的社会发展哲学。 一、交往与发展：被割裂的课题 就学理渊源而言，交往与发展都是历史哲学所提出的传统课题。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都曾把它们视为具有历史本体论地位的课题，并将其联系起来置于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加以考察。尤其是马克思，始终主张将交往与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坚持“时间—空间—主客体关系—主体间关系”的 社会历史四维坐标，并通过实践环节将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本体论在整体性世界历史观和总体性社会发展观中有机统一起来。 但是，随着当代学科分化的加剧，交往与发展逐步相互分离并各自在不同学科中得到研究。交往问题是首先作为当代哲学的元问题提出来，并集大成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它发端于当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后广泛波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学科；而发展则作为一个现实课题首先由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战略学等实证学科提出，然后才在哲学层面经批判性反思提升为发展哲学。 作为当代哲学的元问题，交往问题肇始于当代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研究。“我思故我在”，以笛卡尔为起点的近代哲学一直坚持唯我论色彩浓厚的主体主义哲学路线，作为该路线在当代的最彻底贯彻者和最英勇落败者，胡塞尔晚年从内在自明的意识转向主体间性及生活世界研究，从而开启了当代哲学从主体性(我思)本位向主体间性(交往)本位的转向。而这一转向的真正完成者，海德格尔始终以击穿意识的内在自明性 为己任，指出作为个人的此在并非“无他人的绝缘自我”或“无世界的单纯主体”，相反，“此在本质上是共在”，其“向他人的存在是一种独立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关联”。[1](P135、140、145)无疑，在海德格尔那里主体间交往已被置于本体论的地位，这一走向在卢卡奇、萨特和哈贝马斯那里得到了明晰化和强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父，卢卡奇晚年力图在本体论层面沟通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之“社会存在本体论”主张。与此相呼应，萨特则认为历史的辩证法根源于实践的“整体化”进程，它无法在自然界而只能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加以探索”。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则明确提出了以交往为基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以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当代交往研究的特点在于：一是从存在论高度将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历史的基础从主客体关系转移到主体间交往上，认为主体间交往是一切历史现象的根源、前提和发展途径，从而将“交往”确立为当代哲学的总体性视角；二是通过对交往与其他行为的比较分析，将建立在主客体关系基础上、以“目的一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意识理性重建为以主体间关系为基础的交互主体的、开放的、动态的交往理性；三是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交往问题以历史本体论地位，把人类精神现象与人类行为、生活世界及生活语言联系起来，试图不仅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还力图解决认识论之外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即对当代“无家可归”状态进行批判与“诊治”。 当然，当代交往研究的缺陷也很明显。一方面，海德格尔虽然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交往问题的历史本体论地位，但并没有改变将当代交往研究局囿于认识论框架尤其是语言哲学框架内、满足于对现实之意识形态批判的总现状，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它未能将交往研究与更为根本普遍的生产性交往结合起来，严重忽视交往及其进步所需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支撑，从而导致交往研究与发展研究的严重脱节。如，海德格尔之“共在”理论的重心仍是作为个体的此在，他对存在意义的探索更多地沿着个体而非共在的思路，对共在的探讨流于抽象空洞而缺乏对共在之社会结构和物质基础的深入反思。此外，哈贝马斯将“交往行动”限定为与劳动狭隘对立的语言性交往，即所谓“使参与者能毫无保留地在交往后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使个人行动计划合作化的一切内在活动。”[2](P286)因此，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仍停留在语言哲学层面，无法揭示世界历史的内在机制和走向。 与交往问题不同，当代发展问题研究起步于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实证学科的社会发展研究。正如M·A·西纳萦所言，以弗朗索瓦·佩鲁为经典的当代发展研究虽然试图将发展问题提升到哲学反思的层面，但其基本方法仍是“一种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3](P9)主要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实用色彩十分浓重。当代发展问题研究的贡献在于其鲜明地把各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相联系，提出了丰富多样、操作性较强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但是，由于“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极端立场，由于缺乏哲学与实证学科间的必要联盟，尤其是缺乏哲学与经济学的紧密联姻，当代发展研究未能通过对世界历史作形而上层面的反思来确定其研究的总体性视角和整体性立场，未能从元哲学层面对发展理论的前提预设、价值关怀和理论逻辑给予辩证批判并划定其有效边界，从而不能不陷入就发展论发展的应急性、操作性研究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