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当代著名的日本哲学家中村雄二郎(1925～ )关于哲学的本质和原意的论述谈起。 中村在20世纪70年代写了《感情的觉醒》(1975)、《哲学的现在》(1977)、《共通感觉》(1979)三本书，对哲学的本质和原意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实际上是理性主义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是对哲学的本质和原意错误理解造成的，现在应当批判和纠正这种错误的理解，重新恢复感性实践活动的权威。 他指出，在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初期，哲学的含义有两重，一是逻各斯(logsos)，二是帕特斯(Pathos)，二者是紧密结合的。即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思维同感性的实践活动合成一体的。对非理性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关注和凝视原本是哲学不可缺少、不可分离的要素。然而，长期以来，这种要素一直被视为理性思维的敌人，被看成是接近动物的卑劣的部分，是导致人犯错误的诱因。从而把它从哲学的中心部分分离出去，排挤到边缘区域，这就造成了西方传统哲学和近代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其典型代表，在古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近代则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他们脱离并排斥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欲望、幻想等，只追求纯概念的真理，并且采取了与秩序和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压抑或者扼杀了帕斯特的世界。直到现代的哲学家们，才逐渐认清这种使二者分裂的二元化的错误，从而实现了现代哲学的方向性的转换。例如福柯、笛卢兹、德里达等人，都激烈地抨击了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中村认为，如果想要恢复对哲学本质原初意义上的理解，就必须把哲学规定为逻各斯和帕特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作用的统一整体，这就更接近于对哲学本质的完整性和本原性的正确理解。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对哲学本质的不同理解可以成为应用哲学成立的依据之一。如果把哲学仅仅理解为关于逻各斯的学问，就很难承认应用哲学成立的根据，但是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哲学的本意的。如果把哲学理解为逻各斯和帕特斯的结合体，则必然会承认在哲学的根源上和固有本性中应用哲学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其二，即使在逻各斯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帕特斯，即感性实践活动的世界及其问题也仅仅是被压抑，被忽视而已。中村曾举例说：笛卡尔是构建近代理性主义的巨匠，但是他同时又著有《情念论》，谈到了理性同情感和欲望之间关系的许多真知灼见，只因其唯理论和二元化的立场而没有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这种理性同感性活动分离的恶果一直延续到今天，其表现形式是众所周知的，例如重理轻事，重知轻行，理论同实际应用严重分离，几乎成了现代理性文明病的顽症。这又从反面说明了应用哲学成立的理由。 其次，从日本明治启蒙哲学家对哲学一词的翻译和他们的哲学观来看哲学的应用。哲学的应用当然不等于应用哲学，但是哲学的应用恰恰又是应用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周(1829～1897)是第一位将西方哲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的哲学家，被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他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时，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起初被译为“西洋性理学”“理学”“希哲学”等，后来他又反复斟酌其原意，译为“哲学”，这种译法同译为“理学”的意思是不同的。“理学”在当时是特指儒学中的宋明理学之意，泛指儒学，有自然之理、道德教条的意思。西周没有采用这种译法而译成“哲学”。第一，这比较符合古希腊哲学包含有逻各斯和帕特斯相结合的原意，指的是“爱智慧”，而不是“智者之学”“智慧学”。第二，它更能体现出日本启蒙哲学家们的哲学观。西周所处的时代是日本明治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思想理论界的大转变是世界观的转变，集中体现为以东方传统的儒道佛文化为代表的“虚学”向西方列强以科学和民主精神为中心的“实学”的转变。所谓的“实学”在当时的日本有三层意思：一是指类似西方刚兴起的实证哲学和功利主义，也叫实理之学。它主张，哲学是从神学经过形而上学，才能达到的真正科学的哲学的意思，它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功利性的特点，是同神学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二是指从中国儒学中分离出来的同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实用部分的学问，即对知行合一，践履践行，经世致用之学的提升和改造，是同“虚学”对立的，所以也叫“实学”。三是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生活日用。人生价值的一般原理和原则，也被包含在实学之中，是三者熔为一炉的东西。总之，他们认为作为实学的哲学决不只是什么纯粹抽象理性的学问，它既不是东方式儒道佛的虚学，也不是西方式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而是同现实世界紧密结合的有实用性、功利性的学问，这就是西周等人的哲学观。 下面，试以西周的“人生三宝说”的价值哲学为例具体分析说明一下他的哲学观。他的“人生三宝说”的价值哲学实质上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东方式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新世界观。它吸收了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者约翰·密尔(John Stutart Mill,1806～1873)和耶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等人主张的以不妨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限制条件的，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去追求个人幸福的新式人生价值观。它批判了日本古代社会以获得宝镜、宝玉、宝刀，中世纪以达到智、仁、勇为目标的封建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人追求的人生目标应当是健康、财富和知识的新价值观；同时根据日本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点，阐明了在实现上述目标时产生的内在和外在的障碍：内在障碍是疾病、懒惰和愚昧，外在障碍是凶杀、盗贼和欺诈。并且指出以此为据进行社会和政府改造的新任务；同时又指出在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处理好自己同他人，社会和政府的矛盾关系的一般原则，那就是国家以保证追求个人幸福为本，公私兼顾的原则。由此可见，西周的“人生三宝说”的新价值观决不是纯抽象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征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功利性和中介性的人生哲学。只有这样认识和分析才能抓住西周哲学的特质。其他的日本启蒙哲学家们的哲学观大体上也是这样的，例如福泽谕吉(1834～1901)的“文明开化论”和他的实学哲学思想。反之，如果我们离开了哲学的应用和应用哲学的中介性，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日本哲学的特点和它的精神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