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21世纪，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重 大、最急切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与此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出路在哪里：是坚持 传统形而上学，建立绝对真理的体系，还是坚持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解决重大的社会现 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弄清唯物辩证 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进一步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一、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的哲学形态 《哲学研究》2002年第4期发表的《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颠覆》一文，已经对马克思哲 学如何颠覆了以绝对为根基的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的现代走向将颠覆肯定有限性的形 而上学，发表了有益的意见，指出了两个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不论是知识的合 法性基础还是承认有限性才是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都是站不住脚的。该文认为，马 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其基本的方法论精神是要真实地面对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生活 的发展而不断地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批判反思，并以此为契机来重构社会生活过程。 确实如此，马克思哲学总是要面对现实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某种纯粹哲学的抽象“ 词藻”的批判：将黑格尔作为批判的对象时如此，将把黑格尔哲学用到经济学领域的蒲 鲁东的看法作为批判的对象时更是如此。特别是后者，马克思以论战的形式第一次对马 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的表述。鉴于它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学界对此很 少涉及，我们在此讨论一下它是有意义的。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中，即“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批判了蒲鲁东滥 用黑格尔辩证法，随意杜撰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的抽象范畴，指出概念、科学抽象不是 精神、意念的产物，而是现实过程的构造。不是范畴、概念规定历史，恰好相反，人们 按照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 畴。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并非永恒的存在。把范畴自身看作永恒不变的教条，自 我产生、运动的真理，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来，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 学。这种形而上学不仅有理论的误导——麻痹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更有实践上的祸害 ——以改良、调和来代替革命和战斗。例如，从这种观点出发，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 种是人为的，一种是自然的；前者是封建制度，后者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 符合自然规律的、永恒的东西。其实，二者都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财富也产 生贫困，发展生产力又压抑生产力；这些关系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又产 生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 各种学派随着阶级对抗发展，生产出理论上不同派别的对抗、分歧和代表人物或学派 。其中，宿命论经济学家对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漠不关心，这一派中的古典代表力 图清洗封建经济关系的污垢，这一派中的浪漫代表自命高尚，蔑视创造财富的活的机器 。第二派是人道学派，只想缓和现有的对比，劝人们安份守己，听天由命。博爱学派是 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愿意所有人都变成资产者。第三派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 理论家。但这个学派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行程；到了这时，也只有到了这时，这个由 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才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蒲鲁东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按照他的驾轻就熟的一贯公式——即任何经济关系都有好 的一面与坏的一面，他指出：好的一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一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 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只看 作贫困的幻想。他自以为批判了这两者，其实远在这两者之下。“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 ，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 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6页) 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在哲学上的谬说和四个现实个案上的荒谬。这里仅从一个现实个 案即“分工和机器”这个由分工揭开的经济进化序列的开端，已见一斑。他认为，分工 是一个永恒的规律，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等，只用一个“分”字就可以解释清楚 了。马克思说：“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 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那时候分工的形式与 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 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 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同上，第157页)蒲鲁东喜欢用好的一面、 坏的一面概括一切，可惜的是对现代分工的长处、局限，即现代分工产生专业和特长的 优点、产生职业痴呆的缺点，没有看出来，当然更看不到自动工厂中惟一革命的一面了 ：“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显露出来”。(同上，第169页)但消灭 分工的世界历史却不一定给各民族带来福音。马克思早就说过：“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 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 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亡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 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 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 …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怪 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同上，第8 8-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