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5-0030-09 我们生活在一个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沮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的自主性和对世界的 干预与操控能力极大提高，但生存前景也变得更加不确定更有风险；人们已经并仍在获 得空前的社会解放，同时也正在遭受自己造物和自身欲望的更直接役使；生活变得越来 越富足和自由，人生的意蕴却愈发浅薄和虚无；物质和精神、道义和功利背反的问题也 更加严重了……。我们已经被告知，这个让人愈来愈感到困惑和迷惘的时代就是“现代 ”，这不是每代人都曾经历的现时代，而是有着特定历史规定性比如工业化、市场化、 理性化的社会形态。当代许多思想家都对这个现代社会做出了分析和诊断，提出了不同 的现代性理论和主张，其中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却混杂在似是而非的论说中而在整体 上与这个时代一样地纷纷扰扰。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超越“好得很”或“糟得很”的极 端之论而又能于现代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中阐发出建设性方案的理论就显得弥足珍贵。 正是基于此，为许多思想家所依据所借鉴的马克思的思想重新为我们所看重。本文旨在 从存在-方法论视角侧重论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 无可置疑，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方位已相去很远。在马克思的时代， 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对立即阶级对抗具有主导意义，而今天不同阶层的互依互动则是社会 的常规状态；马克思那时要着重解决的是人们如何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提高生 产力和进行社会革命是人类根本的出路。而现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及其与人类互相制约 的关系已极为突显，人的传统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的调整成为紧迫的世界性任务；在精 神文化领域，马克思针对唯心史观，致力于扭转观念和现实实践的关系，强调观念的意 识形态性，而在信仰失落、理想式微、社会生活愈来愈平庸化、表浅化的当今，我们却 不能不重新重视精神文化的超越和理想维度……。这些现象上的区别，决定了重复或简 单地搬弄马克思成说的做法是无意义的。 但是，马克思和我们又并非生活在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虽然封 建主义还在与新生的资本主义纠缠，但毕竟气力难支，无碍于资本主义由童年进入青年 ；宗教神学历经外部冲击和内部反叛，其威权已从根本上动摇。由此马克思得以声言： 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 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可以说，“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问题，也是所 有那些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接轨”的民族所苦恼的问题——而抗拒资本主义 和市场经济的民族则只能停留在“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中，命运将更加不幸。可 以说，我们和马克思都生活在“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只不过我们处于现代社会相当 成熟的阶段，马克思则在它生长的早期。“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而已。 在马克思看来，不同于封建农业社会的现代社会是历史上迄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有机 体，他所致力研究的也正是这样的现代社会而非一般社会，但现代社会也必定是从传统 社会中内在地发育生长出来的，它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深层历史根据的突发现象。值得注 意的是，马克思对“现代”一词的用法多半是与古代或过去时代相对言之而不是作为专 有概念，也没有“现代性”、“现代化”的用语；并且，在提到“现代”时，往往与特 定的概念如“资产者”、“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文明”等 连用。这难道只是受制于当时的语境或马克思尚未充分地看到现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吗 ?我认为根本原因不在这里。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固然会越来越深入和全面，但马克 思一般在通常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我认为恰是为了表明现代与过去时代的既相区 别又相关联，表明现代社会是原有社会矛盾的解决或转化形式和新的社会矛盾的运动形 式。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著作中选取数例以印证：“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 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 代替了旧的。”“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 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 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274页，第100页。)马克思说到“现代社 会”和“现代生产方式”时，同样是要在与过去时代的关联和对比中明确现时代的本质 规律或来龙去脉。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 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 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2页。)马克思的 这些观点表明了他观察现代社会的鲜明的历史意识，这一历史意识的基础或底蕴就是基 于事物自身矛盾的历史辩证法。 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提出现代性范畴与理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把19世纪 视为工业革命已经实现、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的世纪，至少在西欧是如此。由 于他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革命的未来形势问题上，对于大工业所创造的现代生产力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前景问题，则没有进一步探索下去。这固然可以视为一个原因，但 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他是用历史的观点理解“现代”的；历史上所有的生产方式，他 都“当作是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现实的现代社会也不例外。既然现代社 会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它就既不可能“前无古人”，一切都绝无仅有，亦 不可能“后无来者”，成为历史的终结。因此，它决不是历史运动的最高目的和完成， 决不能总是“现代”；与其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结晶体”，毋宁说是一个变 化的过程。依据历史的辩证的观点，马克思比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更早更明 确地洞察到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甚至在资产阶 级学者把近代“理性”及其“自由”、“平等”原则作为超历史的“永恒”真理大唱赞 歌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尖锐地指出了它们特有的历史规定性和工具(手段)性问题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能够在肯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 ，揭示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向着更高的历史阶段转变、跃迁的可能前景；才不至于对现代 社会做出要么一切都好要么一切都坏的形而上学的片面之论，陷入浅薄的乐观或一味地 伤感悲观之中。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由资本主义开创和主导的现代社会绝不是永世长 存的社会制度，它的存在既有历史必然性，又只能是暂时的社会形态。(注：参见罗荣 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