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2)01-0022-04 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现象研究的真正成果与其说是经济学，毋宁更正确地说是经济哲 学。虽说这一成果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产生了 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源头乃在于其哲学变革，确切些 说，在于与经济现象之批判分析本质相关的一般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要义 是经济学批判。而“批判”意味着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对于“前提”和“界限”的无 意识虽说可以完全不影响到经济学科学，但却谈不上真正的经济哲学。这一区分非常重 要，因为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才能确切地标志着他对现代经济现象研究所达到的那 个原则高度，才意味着他对“前提”的把握和对“界限”的超越，才充分地揭示着其学 说之深刻而持久的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批判 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批判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既来自于哲学立场上的改弦更张，又 来自于对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因此，马克思之转向经济学领域，不能用个人 的主观兴趣来说明，也不能用经济学天生的优越性来说明。但如果我们非要在某种意义 上谈论其“优越性”，那么，它完全是历史地起源的，即：第一，社会生活本身的运动 在现代提升了市民社会的重要意义；第二，经济学，作为典型的市民社会的科学(这一 科学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市民社会的)，只是在哲学领悟到市民社会的本质 重要性之际，其主导作用方始在理论上被意识到并且被揭示出来。马克思在后来回顾《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写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 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 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 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1](P82)在这里，关键之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市民社会”获得了最关根本的理论 意义，换言之，国家和法的本质性被导回到市民社会；其二是出现了“解剖”市民社会 的必要性，而经济学的重大意义是由这种解剖的必要性而被揭示出来的。 就哲学上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关系而言，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这一方向的可能性来自 于费尔巴哈，亦即来自于把神圣化的人的本质归结到其世俗基础上去的根本要求。但是 ，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却来自于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差别，来自于“活动”原则之渐次进 入感性-对象性的理解之中。费氏之直观的对象性无能进入“市民社会”，因为它无能 掌握市民社会之分裂与对立的关系，或者至少是无能使这种分裂与对立上升为矛盾关系 的理解。因此，费尔巴哈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并因而与市民社会及其原则处 于正面的对立中。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马克思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本质的矛盾”。正是这个 概念才在哲学上真正提示了解剖市民社会的必要性。如果说对于社会的理解可以直接从 哲学的直观中获得，那么所谓“解剖”就是完全不必要的(费尔巴哈)；正像“本质的矛 盾”如果可以借助思辨的中介作用或“推理”来加以解决，那么这种解剖也就无需到政 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黑格尔)。因此，在社会概念仅仅依赖于哲学直观来建立的地方，也 就是说，在社会本身的分裂尚未被严格地指示出来、在这种分裂尚未被理解为矛盾的地 方，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就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正像在“现象的矛盾”直 接被归结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时，这种解剖同样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 正是在哲学上超出这种界限的地方，马克思开始有必要诉诸为费尔巴哈所无视且为黑 格尔所轻视的“所谓理论”(黑格尔语)，即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学。因为这二者 乃是道道地地、彻头彻尾的市民社会的科学。正像英国的经济学家在市民社会的范围内 表述了经济运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一样，法国第三等级的历史文献、启蒙思想家和复辟 时期的历史家在同样的范围内表述了市民社会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政治关系的规律 。因此，在马克思指证市民社会的重要意义时，他也要求重估并把握“市民社会的科学 ”的意义。这种科学或理论的意义(此等意义完全是历史地生成的)在于：它们“要求市 民等级和政治等级‘分离’，而且这样要求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这些理论以此表现现 代社会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中，政治等级的要素不外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的实 际表现，是它们的分离的表现”[2](P338)。 由此可见，马克思之诉诸政治经济学是与“解剖”市民社会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 而此种必要性又最关本质地涉及到一般社会历史理论在哲学根本上的开展。这是马克思 之“介入”经济学的原则高度。忽视或抹煞这一高度，就会把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学说变 成单纯的“知性科学”，即经验实证科学；而在这种科学本身的范围内，其客观性恰好 就在于“遗忘”前提和界限，更不用说理解和把握此种前提及界限的历史的生成了。或 缺了这样的原则高度，就根本谈不上“批判”。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的客观性，完全不 是在知性科学意义上或范围内的。认为马克思思想的进展就在于知性科学因素的扩张以 及哲学因素的退缩(援引经济学科学的实证性)，这完全就是误解；因为如果事情是这样 的话，那么，实验心理学或生物学和物理学就能使马克思的学说更其“科学”了。这样 说并不是无类比附——这里的要害是还原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