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上海 200233

原文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的现代性问题在日益突破单一学科的限制,越来越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文 化哲学解释,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文章分析了马克 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澄清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一些模糊认识, 主张在整合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合理解释文化变迁的基础 上为人类提供更加文明的发展模式。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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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2]02-0047-07

      一、现代性问题呼唤科学的文化哲学

      在整个20世纪里,“文化”这个概念越来越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论是官方的 文件还是知识分子的文本,甚至是广告及大众的流行语,到处都在大谈“文化”。尽管 文化一词本身是充满歧义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人的“生活方式”、人的“类特性” (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程度这一基本理解上使用它。特别是到了世纪后期,世界与中国 自身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所谓现代性问题愈益突出,而对其的解释越来越超出 个别领域,需要用整体性的文化概念来给个说法,荦荦大端如下:

      第一、国际关系领域。自苏联东欧在十多年前发生剧变以后,“冷战结束”之说一度 充斥了这个领域。但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论”,并在此后 的三年内完善了这一理论,引发了人们对全球未来发展的思考。按亨廷顿所说,各个民 族国家的文明在表层上可能出现认同,但在内核上(价值观念与宗教)则难以兼容,这样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 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1](P130)作为一位有官方色彩的西方学 者,亨廷顿毫不含糊地主张在必要时动用北约的力量来保卫西方文明,体现了新冷战思 维。

      亨廷顿的说法使得世界的弱势阵营深感不安,但是不同文明和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问 题却也不可回避。西方的强大攻势无疑与它们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但它们与非西方民 族国家的文明区别也是的确存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强迫他人接受资本主义文 明的历史。今天,在西方文明已经标示了人类发展前景危机(本质上,西方文明的危机 即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其著作《濒临失衡的地球》中,承认 人类的文明出了问题)的前提下,对如何摆脱危机的阴影这个问题而言,选择何种文明 模式(以文化观念为内核),可能比选择何种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更为重要。但是,要作 出这一论证,需要有科学的文化哲学的支持,其难度不亚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

      第二、宗教领域。宗教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产生于生产力水平极 其低下的社会阶段,成为当时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一种解释。自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 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宗教的神圣地位受到动摇, 宗教逐渐退居纯精神领域,影响也越来越有限。

      可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出现了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尤其是在原来由无神论占 统治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在1993年有30%的25岁以下的人称自己已经信仰上帝 ,同年莫斯科地区的教堂数量由1988年的50座增长到250座,而中亚地区的清真寺由160 座增长到1万座。问题还不止如此,新的事实是,在传统宗教之外,还产生了国际性的 邪教现象,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大卫教派”,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乌干达 的“恢复上帝十戒运动”,中国的“法轮功”等等。人们为什么不接受现成的、已有相 当规模、地位的宗教,而要另创邪教,这本身就令人费解。宗教界对这种左道旁门,一 般是不认同的。

      关于宗教复兴的原因,亨廷顿视之为一个戏剧性情节,即“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 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1](P95) 显然,人们对已有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发生了怀疑,从而产生了带有文化意味的新要 求,而不只是追求活着。

      第三、审美领域。20世纪结束后,经过时间的检验,人们不得不承认:起源于19世纪 中后期的先锋艺术是该世纪最大的文化事件,它顶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庞大名目 ,刮起了世纪风暴,使得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预言似乎成为现实。之所以说先锋艺术 刮起的是“风暴”,乃是因为它不是一般地改革了传统,而是从根本上推翻了传统。它 将反传统无限升级,直至演出最后一幕,以反艺术终结了艺术本身。

      1917年,当法国人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在一个普通的便池上签上一个笔名 ,命名为“泉”,把它作为雕塑艺术送去参加艺术展以后,便接近了反传统的极端。这 里,不只是某种艺术风格、流派、方法受到了挑战,就连艺术本身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 也受到了挑战。马西娅·米尔顿·伊顿(Marcia Muelder Eaton)不得不自相矛盾地概括 道,“这里并不存在那种能把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的事物的特质。而二十世纪的艺术 正是在这一事实面前获得其主要特征的。”[2](P126)美学家们为此动了一番脑筋。美 国G·迪基(George Dickie)提出:“当艺术——例如达达派——是稀奇古怪的时候,我 们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它们的表面性质转移到作品本身及其社会环境上来。”[3 ](P109)这就是说,必须把注意力从作品表面的特征转移到社会环境与作品的关系上来 。理查德·科斯特拉尼茨(Richard Kastelanets)晚于迪基说,“一个对象被看作艺术 作品,也就是从心理学上把它置于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语境关系中去,是语境关系决定着 对它的经验特征……在这种关系中超感觉的因素是最重要的。”[2](P66)这意味着,你 可以感觉到一个对象不是艺术品,可是“语境关系”会使它产生艺术意义。这种解释, 实际上就是承认,先锋艺术问题已不能从艺术本身来说明,只能把它看作是文化——即 人的行为而已,这样,艺术理论也只好向文化哲学求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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