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主体就是进行评价的人，但是，作为科学合理性评价主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抽 象的人还是现实的人?仅仅是个人，还是也包括群体、民族、人类?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的 评价理论中，与科学合理性的评价有关的，只有科学理论的形式结构及其经验证据，他 们所要给出的是经验证据与科学理论的确认关系，是对于任何人都具有普适性的内容。 他们把评价主体当作一种抽象的、普遍的思维实体。然而，评价的主体，并不是抽象的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体，对科学合理性的评价离不开主体的意志 和情感，评价活动本身就包含着主体，包含着主体的利益和需要。
主体对科学合理性的评价具有不平衡性。一、不同主体的评价强度不同。譬如科技劳 动者与普通群众，企业家与产业工人，高层决策者与低层执行者，发达国家的公众与发 展中国家的国民，他们对科学合理性的价值意识有强弱的差别；二、不同主体的评价各 有侧重。例如，对于某项科学活动，科研人员关注它的学术价值，物质财富生产者关心 它的经济价值，社会管理者侧重于它的管理价值，艺术家则更强调它的美学价值；三、 不同主体的评价形式不同。如社会公众较多地处于心理和情感水平，科学家则更多地表 现为理论和观念的水平。
一、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的评价
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完成特定的社会功能，通 过相对稳定的联系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它是科学劳动的一般社会主体形式。科学共同体 本身有两种含义，一是整个科学界，以区别于其它共同体；另指科学家组成的集体。科 学共同体的概念于20世纪40年代由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M·波兰尼首次提出，50年 代被美国社会学家E·希尔斯进一步发展，直到1962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 版后，才引起科学哲学界的广泛注意，并成为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库恩把范式理论同“ 科学共同体”概念联系起来。他认为“范式”一词无论在实践中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 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只有掌握了共同的范式，才能组成科学共同体：不同国家、不同 地区和不同机构的科学家，通过学术交流，能够在共同的研究领域，追求共同的目标， 使用共同的价值标准，具有共同的科学观点，从而形成科学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在评价科学的合理性时不仅仅依据理论的经验内容和逻辑标准，而且还有 赖于自身的心理—社会因素，如心理的格式塔转换。科学理论作为描绘客观自然界的图 景，提供给人们一定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工具，反过来当科学共同体接受一个新理论时， 必须同时改变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即完成一次心理的格式塔转换。心理发生格式 塔转换后，知觉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原先看去是“鸭子”的东西现在变成“兔子”。不 言而喻，对于同一个理论，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会作出不同的评价。
科学家是在给定的范式下从事科学活动的，“范式”理论为科学模型的重新建构提供 了认识论基础。“范式”不仅影响科学家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导致“观察负荷理论”， 而且左右着他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他对科学知识的检验，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评价标准和 检验标准①(注：斯特曼：《范式的本质》，见《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 7年版，第73—115页。)。在关于光的本性之争的过程中，牛顿的微粒说在一定时间内 占统治地位，尽管惠更斯的波动说与此针锋相对，且后者在某些解释功能上并不逊于前 者，但这一时期的科学家对两种理论进行评价时，仍有偏爱牛顿的强烈倾向，甚至置惠 更斯波动说于不顾；普朗克不得不放弃连续性观念，他在提出光的量子论时表现出无可 奈何的心情，由此也可以看出，科学家在描述和解释物理世界时是很难做到感情中立的 ；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由于触犯了左右科学共同体思维方式的经典时空观受到绝大多 数科学家的抵制，这同样表明，科学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种科学理论时是受既定观念控制 的。
科学合理性的评价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最小单位——科学家个人。科学家个人的基本 状况包括：“他在该领域中的地位、他工作的时间长短、他的成就，以及与那些受到新 理论挑战的概念和技巧的相关性”②(注：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Press,1962,p255.)，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他对科学理论的选择。 此外，还有科学家的个人气质，如重视创造性，愿意冒险，对普适性、统一性的偏爱， 以至于放弃那种显然只是在更小范围中才更为精确、详细的题解③(注：Thomas Kuhn,T 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Press,1962,p88.)，具有这些个 性特征的科学家无疑比那些谨慎小心、注重细节的科学家更容易接受新理论。
科学家的年龄，也对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科学家的年龄往往比理论 和事实更能说服人们接受或拒绝某一新的科学发现。通常作出科学发现的是较年轻的科 学家，而对科学发现进行评价的则是年龄大些的科学家。一般而言，经验和知识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增长。年事较高的科学家，理解事物相对深刻一些，他们善于对新出现的理 论提出各种疑问，不容易随波逐流地追赶时髦而肤浅的思想，他们对新理论的抗变，常 常能起一种保证科学健康发展的稳定作用。但科学家到达一定的年龄阶段后，接受能力 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表现在囿于成见、受已有范式支配和对新理论产生排斥 等等。英国科学家哈维提出血液循环理论时，没有一个40岁以上的人接受它。普朗克在 1878年提交给慕尼黑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些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新思想，没 有一位教授理解他的论文的内容。后来，普朗克颇有感触地说：“按照我的意见，一个 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并使其理解而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 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①(注：B·巴伯：《科学家对科学发现的抵制 》，《科学与哲学》1983年第4期。)。后人戏称为“普朗克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