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交往方式变迁与思维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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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鲁子 南开大学哲学系 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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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04-0031-04

      思维方式的转型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与人们的交往方式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传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们之间“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方式向 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物的依赖性”的交往方式的历史 性变迁,是理解思维方式转型的一个契机。透过交往方式的变迁这一契机,我们看到所 谓思维方式的转型实际上就是由传统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现代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的转 换。本文尝试着把思维方式的转型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联系起来进行讨论 ,以期将思维方式转型问题的讨论引向具体和深入。

      一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思维活动都是对于一定的实践活动的象征性或观念性的把握 ,思维活动与实践活动在深层上有着根本的一致性,即思维与实践有着同构性(当然它 也有非同一性的一面)。哲学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理论,它与自己时代的实践从根本上来 说是一致的。因此,欲对我们的时代进行哲学的理解,就必须对这个时代的现实实践有 一个总体性的了解。而我们这个时代实践的基本事实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对于非市场经济 社会或计划经济社会的取代。而市场经济将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 域从以往非市场经济的诸领域合一(以政治为中心)状态向领域分离(各有其相对独立性) 状态的转变。这种社会整体结构上的转型必然要求我们的思维与之相适应,即思维方式 必然要转变。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步是不够的。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思维方式转型 的根本动因存在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之中,如果没有对于人们之间交往方 式变迁的具体把握,则对于思维方式转型的讨论就很难做到具体和深入。事实上,关于 思维方式转型的讨论之所以成了一个热点,这是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实 践的不断深入,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根本性变迁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它与思 维方式的变迁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 社会后果说起。然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全方位的、极其深刻的,人们已经 从很多角度做出了极为深刻和有价值的探讨。不过,由于在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和变化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则莫过于市民社会取代共同体的兴起。”①(注: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所以, 本文就直接从这一点入手。

      所谓共同体,就是将人们以直接的方式联系起来的社会微观组织或细胞,它是传统社 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传统社会需要和分工不发达的产物。共同体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 存在形式: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职缘共同体。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 联系被束缚在各类共同体之中,国家对人们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各类共同体进行的。市民 社会则是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是一种通过各个成员之间的互相需要而联系起 来的体系,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 需要和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作为特定历史形态的市民社会,是“在十八 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87页。)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即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换就是 从共同体到市民社会的转换。

      交往方式的变迁正是由共同体和市民社会的不同特征决定的。各类共同体的血缘性、 地缘性和职缘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外在的、靠血缘亲情、地域和职 业等“粘合剂”维系的表面看来好像是“人的”、“有机”的,实则是一种“机械的团 结”;而市民社会是由物质利益原则将各个人联系起来的,这种联系,出自个人的内在 需要而非是外在的强制,虽然从表面看来好像是“物的”、“机械”的,实则是一种“ 有机的团结”。③(注:参考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第196—202页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是迪尔凯姆在划分社会类型时提出的。)这实 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 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 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 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④(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指出了第三种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 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

      这就是说,在非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缘或类血 缘(地缘、职缘)共同体基础上的,这种交往方式的狭隘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只 能是一种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而人的依赖关系由于其人口和地域上的有 限性、狭隘性、封闭性,人们之间的交往就不可能是普遍的,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建立一 种普遍的联系,而且由于“机械的团结”意义上的机械性,与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相 匹配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一方面缺乏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这一中介,另一方面又缺乏有机 的辩证性,所以,它必然是片面的、机械的、缺乏独立和自主性的,即非辩证性的。众 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是一种非市场经济。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交往方式相似,那么, 就可以说我们国家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转型前基本上就仍是非现代性的、非辩证性的、缺 乏独立和自主性的(这是就总体上来说的,实际上,由于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并不完全 等同于非市场经济或自然经济,且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非辩证性本身也是 多层次的,它与具体的时代发展水平有关,某些个体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维方式 是可以且能够达到辩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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