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问题 在思想及学术意识上明确当代哲学已经发生和尚未完成的生存论转向问题应是发展当代生 存哲学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现在提出生存论转向问题，决不是要在20世纪哲学中已足够繁复、乃 至于让人“晕头转向”的多重“转向”（诸如语言哲学转向、人的转向、实践观转向、生活 世界转向、文化转向）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转向。事实上，20世纪的诸多哲学转向都有自 身的关注层面与问题背景，它们的提出与种种可有可无的学术背景或商业炒作完全是两码事 。然而，相对于上述诸多转向而言，生存论转向却是一个存在论上的因而更具基础意义的转 向，弄清生存论转向，直接有益于明确其它哲学转向的意义与限度。当然，生存论转向本身 又是一项没有完成的转向，在这种情况下，理解生存论转向既是对已经实现的生存论转向的 清 理，更重要的还有赖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与学术能力促进生存论转向的全面实现。 应当说，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是由生存哲学所开启的。 克尔凯郭尔是现代哲学史上的第一位生存哲学家，也是生存哲学意义上的“生存论转向(Ex istential Turn)”的肇端者。在克氏看来，思想与生存本来就是不分轩轾、其道一体的， 在 古希腊的多义的to be中已经贯注了丰富的生存思想，至于如何澄明这些思想，则取决于人 的智慧与德行，苏格拉底的思想言行就是典范。但是，按照克氏的意思，这种思想与生存同 一的境界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被分离了，从柏拉图开始出现忽视生存并且分离思想与生存的倾 向，本来平实的“思想”退化为艰深晦涩的“思辨”，活生生的“生存”则贬低为僵死的“ 实存”[1]。因此，克氏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存在论中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的历史 深恶痛绝。克氏所要强调的就是个体的生存体验，在他看来，“我”首先不是意识的主体， 而是生存的主体，“我仅仅是一个与任何其他人不二的可怜的生存着的精神”[2]。 当然，克尔凯郭尔对感性个体的强调本身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个体的生存必须顺从于上帝 的存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资源有两个，一个是苏格拉底，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则是基督 教传统，可以说，他对苏格拉底的认同，对思辨哲学的厌恶以及宗教认同之间构成了直接的 因 果关系。正因为如此，他才把神学阶段看成是人生道路诸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其实，克氏 整个人生道路诸阶段也正是其感性个体逐渐被消解的历史。克氏虽然强烈反对黑格尔的思辨 ，但却把后者形成思辨的辩证法方式融入自己的哲学之中。然而，克尔凯郭尔由此却陷入了 一个新的困境，即他试图克服思想与生存的分离，但却陷入个体生存与上帝存在的对立中： 上帝存在但不生存，个体生存却不存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派生物。对生存的自我理解最 后又必须归结到宗教信仰上。 克氏提出了个体的生存，但却是一个弱小无助的因而也是自我消解的“生存”。这种“生 存”哲学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意志哲学其实是相通的。在叔本华看来，生存即意志的实现， 但这里的生存与意志并不是人的“专名”，人和所有生物一样都共享着“生存”，生存是一 切物种都有的自我保全的本能活动。“每一生物根本都是以最严格的公平合理性在负担着一 般的生存，然后是担负着它那族类的生存和它那特有的个体的生存”[3]。但是，人与生物 所承担的痛苦的“感受”程度却是完全不同的，与人的生存痛苦相比，“动物界的一切痛苦 都是微不足道的。”[3]人的悲哀在于他以远远超过一般生物的感受力却承担着与一般生物 同等的生存；人清楚地知道生存的悲剧结局，但却注定无法逃脱对这一悲剧结局的痛苦体验 。叔本华与克尔凯郭尔的悲观主义生存观为后来的大多数生存哲学家所不满。在尼采看来， 人 们所驯服的所谓“自在之物”本身就不存在，“‘自在之物’是荒谬的。如果我撇开一物的 全部关系，全部‘特征’、全部‘活动’，就不再剩有该物了；因为物性是由根据逻辑上的 需要由我们虚构进去的。”尼采进而断言：“‘具有一种自在的性质的物’这是一个我们必 须与之决裂的教条”[4]。人的生存是人的意志的直接表现，而超越性即是人生存的本性。 人的生存可能是孤独的、不幸的，但绝不是悲观的，因为超人的意志可以承受起这种孤独与 不幸并转化为生命的动力。生存的悲壮直接转化为生命意志的崇高；上帝已死，人再也不可 能按上帝的形象塑造自己，而是由自己的意志所规定，其中那些完全以自己的意志支配了自 己的生存从而真正显示出生存的超越性意义的，尼采称之为“超人”。 正是由于尼采对超验生存观及神学生存观的彻底反叛，也由于他对前期生存哲学的消极的 生存观念的批判，生存哲学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生存论问题开始成为现代人学哲学家们的 普遍的文化自觉。可以说，正是通过尼采本人对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乃至整个基督教传 统的异乎寻常的反叛，人及其生存问题才在整个当代思想文化界唤起重视。 由生存哲学所启动的生存论转向集大成于前期海德格尔，海氏把反叛的矛头从近代哲学扩 展到整个传统西方哲学，把在尼采那里尚作为一种现象的思想性反叛深化到对哲学基础即存 在论的系统清理与批判。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中整个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是“ 真正的在的被遗忘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在“在”(Sein)的历史，其实只是在抛开了现 实 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seie nde)的确证，因此，海氏提出应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 来的存在直接称之为“Existenz（生存）”[5]，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 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哲学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