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需要追寻统一界说 所有关于哲学的提问，都绕不过对“哲学是什么”的回答。如果我们连哲学是什么都不知 道，即不能给哲学一个明确的界定，那么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有关哲学的一切，就很可能是属 于别的什么东西的而不是哲学的。近代以来，人类有关哲学是什么的界说空前增多。虽然 各种界说差异甚大，但人们一直没有放弃界说哲学的努力。不过当前一种“哲学不可定义” 的观 点正在哲学界弥漫。据称，“哲学的不可定义性就在于它有无数个定义”[1]，可这显然不 是论证。只有一旦给出哲学定义就会导致逻辑矛盾才叫不可定义，而无数无逻辑矛盾的哲学 定义的提出，恰恰表明哲学是可定义的。因而故作惊世骇俗状的所谓哲学不可定义，其实是 指“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哲学的统一定义”。较早论述此观点的李光程先生借维特根斯坦的 观点做了个说明：“哲学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每一成员只有家族相似，没有共同本质。任何 已有的和将有的哲学定义都只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不能代表整个家族。想想我们能否找到一 个任何哲学家都同意的哲学定义便能支持上述说法。”[2]然而，用“已有”断言“将有” 是靠不住的。哲学迄今没有统一定义，不等于以后也没有统一定义，更不意味着哲学不可能 有统一定义和不需要寻求统一定义。 对任何对象的认知如果形不成共识或统一的界说，也就达不到对它的真知，哲学亦然。而 不同界说的提出，正是或排斥或包容其他已有界说以求一尊的尝试。其实不独哲学没有统一 定义，所有学科起初都没有统一定义。要想有统一定义，必须经历一个从“多”到“一”、 从“异”到“同”、从“无”到“有”的探求过程。虽然几千年来哲学没有统一定义也一直 在蓬勃发展，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哲学的命运也越来越让人担忧。哲学放弃追求统一界说 的结果，是对哲学的界说越来越随意。于是人们对哲学的认识呈一种不同于认识其他事物的 反向运动，不是越来越清晰、一致，而是越来越模糊、混乱。哲学有许多表征，也与很多东 西有关，若仅依据其中的一条线索界说哲学，只能是盲人摸象。如果什么都是哲学，哲学必 然丧失自己的本质和个性，变得什么都不是。因此我认为，哲学要想获得安身立命之地，不 论如何困难，也必须追问自身并努力探求统一的界说。即使总不成功，也不能放弃。认为哲 学不可能有统一界说的陈嘉映先生有一个比喻：哲学是一座迷宫，各种不同哲学定义都是踏 入迷宫的不同入口[3]。但是，如果人们踏入的确实是同一座迷宫，那就一定会对迷宫逐渐 形成大致相同的认识。何况我们还可以从高处鸟瞰整个迷宫。为了方便叙述和理解，我对哲 学的统一界说，拟从界说哲学的使命开始。实际上，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与哲学的对象、本 质、功用、使命是什么等问题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们犹如一个连环套，只要解开其中的任 何一个，其他的也就迎刃而解。 我对哲学使命的回答，将以科学为参照。正如德国哲学家M·石里克所言：“正确地理解哲 学与科学的关系是洞察哲学本质的最佳方法”[4]。哲学与科学有许多质的不同，但其中的 根源性区别是方法的不同，至于其他的不同，则均由不同的方法派生。科学方法从本质上可 以概括为经验实证，即广泛运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获取感性材料，然后主要依靠归 纳法进行总结和理论提升，并力求引进数量概念和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描述。所有这些几乎都 是哲学所没有的。哲学的方法是超验思辨。超验思辨不依据经验材料，而是在沉思中发现并 提出令人惊异的问题，然后构造超验或没有具象对应物的高度抽象的基本概念对问题进行反 思和解答，并从中演绎出更多的概念乃至一个理论体系。正因为哲学的方法是超验思辨的而 不是经验实证的，所以哲学的原理、观念和（最终）结论才是不能证实的；哲学的语言才不是 精确的和同一的；哲学的论述才不是描述性的；哲学的发展才不是迭加式的，等等。大多从 事哲学研究的人，可能会因“哲学不是科学”的结论而感到沮丧，可我以为这恰恰是哲学的 骄傲和光荣。哲学的存在表明：科学不能包打天下。当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加剧之际，人类开 始反思科学理性的狂妄。假如科学早点倾听哲学的“天人合一”，事情或许就不会如此糟糕 。 二、参照科学界说哲学 什么是哲学的使命呢？我的回答是：哲学的使命，就是用思辨的方法探索无科学回答或科学 未回答，而人又要追问并希望有所答案的问题。简言之，凡是科学不研究的问题，就属于哲 学思考的问题。但哲学问题不是琐碎的、浅层的问题，而是与表象的本质、具象的本体、根 据的根据、原因的原因有关的根源性问题；与意义的意义、理由的理由、目的的目的有关的 终 极性问题。或许我们可以“玄问题”概称之。 我如此界说哲学，首先是有哲学史的根据的。人类的早期文明，尚无哲学，亦无科学。不 过那些后来被称作哲学家的人，已经开始思考人类关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一点在古希腊 文明那里表现得尤为典型。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第一次将研究“具体存在”的 学问（即后来所谓科学）和研究“存在的存在”的学问（即后来所谓形而上学）做了划分，但当 时实际研究中经验方法和思辨方法的普遍混用（这在他自己的生物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表 明，科学和哲学还没有实质性的区分。我们可发现，在他的论述中，“哲学”(philosophy) 和“科学”(science)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并且他的“哲学”，既包括所谓“第一 哲学”(first philosophy)的形而上学，也包括所谓“第二哲学”(second philosophy)的 数学、物理学和其他具体科学[5]。这就说明两点：一是这个时期哲学和科学甚至在概念上 都没有得到区分；二是“philosophy”这个词在此时还不等于后来的哲学而是指整个爱智慧 的 事业。因而我们与其说他是在区分科学和哲学（不是指那个放在《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sia)），不如说他是在给爱智慧的事业分类。难怪文德尔班要说“哲学”在亚里 士多德那里，是指具有更宽泛含义的“科学”[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