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讨论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涉及到“现代性”这样一个意义极其复杂的概念，为 了避免失之过分笼统，必须先作一点限定与说明。 这里说的“现代性”，主要是指中国的现代性。我以为中国的现代性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 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一直可以叫做“学习型的现代性”，它是在对西方现代性的学习和追 求 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终结，不过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中国人现在对 现代性有了更多的反省。“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两者之 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的现代性”之所以是“中国的”，不但从发生期说和西方的 现代性有时间的差别，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当初是现代的西方和前现代的中国，如今是 “后现代的西方和现代的中国”；而且有民族的和文化的差别。中国人追求现代性的过程， 始终伴随着“古今中西”的文化争论，虽然“今”和“西”的主张占着主导的地位；然而20 世纪中国的特殊问题（“中”）和数千年文化传统（“古”）依然是有力的。现代性在中国的实 现呈现为“古今中西”复杂互动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性”一定离不开“现代性”(modernity)一般的界定和评价，而这一直是大有 争议的问题。通常人们所说的“现代性”，在西方最初被认为是晚近几个世纪从欧洲、北美 发展起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它包括新的科学技术、新型的机器工艺和导致物 质生活水平史无前例地提高的工业生产模式。现代性的这一形式，后来被非西方世界称做“ 现代化”。人们同时还用另一些概念来表示现代西方文明的特性，譬如资本主义、大众文化 、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现代西方文明把科学、技 术、工业、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等等联合在一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但是 ， 显而易见，并非其中每一个单独的要素都是前所未有的。换言之，西方的现代性是“生成的 现代性”，在西方的传统中常常有所根据。因此，要在科学技术、工业和高水平的物质生活 之外精确地界定“现代性”就变得相当困难了。另一方面，十分明显，现代性还包括那些非 技术的要素，特别是心智方面的特征：人的世界观、自我意识、精神、价值观以及文化。这 些东西远非物质和技术的要素那样边界清晰、容易区分，结果，“什么是现代性”就成了一 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这种争论随着西方人对其文化自我评估的改变而更为加剧。启蒙运动时 期，人们对现代性——科学的知识和理性的价值——曾经充满信心；但是两百年来，现代性 越来越呈现出负面特征而招致批评：传统解体、生态危机、种族冲突、新的异化、人类中心 论……。到底现代性是得大于失、得不偿失，还是得失平衡？结果，正如劳伦斯·卡胡尼在 描绘了上述图景以后说的那样，“评价现代性比任何一个话题都更令人想起盲人摸象的寓言 。”象那些瞎子一样，“当代的理论家们常常把现代性的某一部分当作它的整体。”（注：Lawrence Cahoone,From Modemism to Postmodemism:An Anthology,Blackwell Publis hers Ltd.,P.11.） 之所以一开始要对“现代性”本身有所界说，是因为，目前在国内学术界有关现代性的讨 论中，有相当部分人把“现代性”基本上看成负面的价值。笔者不认为这是一个天然合法的 学术立场。不过，本文的目标并不在讨论“现代性”的概念自身，而只是试图描述在对西方 现代性的学习、追求和批评、反省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精神相应地发生了什么变化，进而讨 论 中国的现代性在文化精神中的体现。 这样做部分地是因为梳理历史有助于价值评判。我们知道，当代西方理论家关于现代性争 论的复杂性，部分地要归因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起点的不确定性。现代性从何开始，与“什 么是现代性”纠缠在一起。而中国的“学习型现代性”的历史起点是相对清晰的：19世纪60 年代，中国现代化起步之时，现代性的地平线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了。 描写文化精神的转向，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哲学的。对现代性的研究和批判可以有多种视 角，不管从何处切入，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哲学。更进一步，它的根基和内在精神是哲学或哲 学性的。黑格尔早就说过，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所具有的特性，亦即是那贯穿在民族精 神一切其他历史方面的同一特性，这种特性与其他方面有很紧密的联系并构成他们的基础… …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 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5-56页。）哲学天然地与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展现这种精神为 自己的天职；不过，哲学是以概念和理论思维的方式来完成它的天职。所以，本文不仅要试 图厘清，在“学习型现代性”实现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精神发生了何种变化，而且要探讨这 种变化如何表现为观念的运动。 二 几乎人所共知，19世纪中叶，中国人面对的是具有高度扩张性、侵略性的西方文化。力量 的比赛——首先是军事力量的比赛、以及武装背后的技术和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比赛——是 当初中西文化关系的直接形态。一直为自己的文明骄傲的中国，在力量的对抗中发现自己的 文化居于明显的弱势；救亡图存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底色。这就使得现代性所特有的强烈的动 力性或扩张性，作为西方文化的外在特征被几代中国人所共同认定。 1898年，梁启超专门写了篇《说动》，引唐才常的话说，“西人以动力横绝五洲也。通商 传教、觅地布种，其粗迹也。其政学精进不已，骎骎乎突过乎升平。无可惧也，无可骇也 ，乃天之日新地球之运，而生吾中国之动力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3卷。）在梁启超的笔下，经过西方文明的侵 蚀而迫使中国社会获得进步的动力，仿佛是东方古国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