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科学内涵，这对我们如何认识新生产力代表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图对如何认 识“三个代表”论述中关于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作些分析，以求教于理论界。 传统论据的不能成立 邓小平与江总书记对新生产力代表者，都有明确的回答：在当代中国，新生产力代表者就 是中国工人阶级。这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答案是一致的。然而，邓小平与江 总书记在论述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代表者时，却不再照搬那些传统的论据。 传统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代表者、新生产关系的建立者，主要论据是三条： 其一，无产阶级受压迫、受剥削最深，所以它具有革命性； 其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唯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所以它具有革命的彻底性； 其三，无产阶级和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无可否认，上述观点在1949年或者是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它是 能够成立的。但是，到了1949年后，我们没收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全部资本、没收了四大家族 在大陆的全部官僚资本，1956年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一条恰恰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形成与建立的标志。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中国工人阶级已 经完全摆脱了压迫与剥削；第二，中国工人阶级也不再是一无所有、唯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的“穷光蛋”、赤贫者了，他们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形式或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占有生 产资料，不仅是企业的主人，而且是国家的主人、领导者了。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工人 阶级就没有革命性了，没有革命彻底性了呢？答案是明确的，谁也不会认为1949年、1956年 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会使主人翁失去革命性，会使生产资料的新主人失去新生产力代表 的 身份与地位，会使中国工人阶级失去它的先进性。 江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还指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 的基本理论指导下……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 际”。（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凡引自该文，不再注 明。）据此，我们回顾、反思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就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历史上那些建立 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的阶级，恰恰不是因为他们穷，才成为新生产力代表者的。建 立奴隶制度的奴隶主阶级、建立封建制度的地主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无一 不是如此。事实是：恰恰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富有了，才成为新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的建 立者；正是经济上的富有，他们成为了新生产力代表者。如何看待这一历史现象？毛泽东对 此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精辟回答：“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 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 进者，是真老虎。”后来，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对立面， 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他们就逐步 向 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页。） 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和夺取政权以后一段时间里之所以是革 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他们建立的社会制度代表了生产力发展 的 方向，顺应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在那个阶段之所以是革命 的，恰恰是因为它们普遍富有，而不是贫穷。正是由于经济上的富有而政治上的无权，才促 使他们起来革命，推翻旧制度，通过建立新制度来保护他们经济上的富有——对财产的占有 权；通过新政权制定的各类政策来推动发展奴隶制经济、封建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历 史告诉我们：穷，看起来似乎很革命，但不一定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经济上富有却反倒是 新生产关系的建立者。这就是几千年文明史的历史事实！ 问题到此，人们也许要问，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那些受压迫受剥削而贫穷的奴隶阶级、农 民阶级没有科学的理论，是小生产者。没有科学的世界观的小生产者是不可能成为新生产力 代表者的。请看看马克思对他们深刻剖析：“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 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 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 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家的广大群 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 条件使他们的生产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 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阶级。”但是，由于他们彼此之间只存有地域的联系， 而不存在全国性的联系，更不曾能够形成一个政治组织，由此，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新生 产力的代表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他们起来反抗剥削、压迫的理论武器一是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二是“王 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取而代之的皇权主义。 所以，受压迫、受剥削和贫穷会起来反抗，但不一定就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而剥削者并 不是一出娘胎就是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在剥削其他劳动者的同时，也遭受当时统治者的 压 迫和剥削。他们走向反动、变成劳动人民的对立面，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结论应该说是符 合马克思主义的。 正是由于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穷并不等于革命，所以，邓小平才明确指出：“贫穷不是 社 会主义”！我想，这也许正是江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 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的历史根据吧？
